一、修撰《明史》
清代官修史書，關於本朝史方麵的，主要有實錄、方略、會典和清“三通”等項；關於前朝史方麵的，主要有《明史》和續“三通”。
清修《明史》，曆時近百年，在《二十四史》的修撰中是罕見的。清朝統治者於入關的第二年即順治二年（1645），以勝利者的姿態設立明史館，著手修撰《明史》。但此次設館，隻是議定修撰體例，並無實質上的撰述工作。這在當時，與其說是具有史學上的意義，毋寧說是一種政治上的需要。34年後，即康熙十八年（1679），在全國形勢相對穩定的條件下，明史館開始了修史工作。大學士徐元文任總裁。徐元文是顧炎武的外甥，他力薦精於明史的萬斯同參與修史。萬斯同是黃宗羲的學生，他出於對故朝史事的眷念，應聘入京，但不任職、不署銜，以布衣參史事，所有纂修官史稿均由其核定。其後，張玉書、王鴻緒相繼任總裁，仍以萬斯同主其事。萬斯同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去世之前，纂成《明史稿》500卷。而後，王鴻緒據此更加增損，編次為310卷，題為自撰，分別於康熙五十三年（1714）、雍正元年（1723）進呈。雍正二年，詔以張廷玉為總裁，對王鴻緒《明史稿》再加訂正，至雍正十三年（1735）定稿，是為《明史》。乾隆四年（1739）刊行，題為張廷玉等撰。
《明史》332卷，包括本紀24卷、誌75卷、表13卷、列傳220卷，記述了有明一代近300年史事。張廷玉在《上明史表》中追敘了康熙、雍正兩朝對於《明史》修撰的重視，也肯定了“舊臣王鴻緒之《史稿》，經名人三十載之用心”，“首尾略具，事實頗詳”。追本溯源，萬斯同當居首功。萬斯同治史，尤重於事實的考核。他的方法是：“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雖不敢具謂可信，是非之枉於人者鮮矣。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為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為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1]其所書者“有可損”，其所未書者“不可益”，這就是張廷玉說的“首尾略具，事實頗詳”。《明史》雖幾經增刪而成，但它畢竟有一個很好的基礎，故“在《二十四史》中——除馬、班、範、陳四書外，最為精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