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圓神、方智定史學之兩大宗門
清代的乾嘉時期，史學發展不僅在曆史考證方麵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而且在史學理論方麵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過去有一種習慣的說法，即每講到“乾嘉史學”便以“考據”二字來概括，這是很不全麵的。如上所述，乾嘉時期的考史學派，也並非止於考據見長。更重要的是，這個時期還有章學誠對史學理論的總結和發展，寫出了《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這兩部名作，把中國古代史學理論推進到它的最高階段。
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清浙江會稽（今紹興）人。所著《文史通義》內篇6卷、外篇3卷[95]，是評論文史的著作，而以評論史學為主，這是他的代表性著作。《文史通義》對清初以前的史學從理論上進行了比較全麵的總結，提出了許多理論性認識。其中，以圓神、方智定史學之兩大宗門，論“史德”，論“史意”，是涉及全局性的幾個史學理論問題。
章學誠把古往今來的史書劃分成兩大係列，一是撰述，一是記注，而圓神、方智分別是撰述、記注的特點。這就是章學誠說的“以圓神、方智定史學之兩大宗門”。他對於史學的這個認識，在《書教》篇中有集中的闡述，且自視為比較成熟的作品。他說：“近撰《書教》之篇，所見較前似有進境。”[96]他在《書教下》中寫道：“《易》曰：‘筮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間嚐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這裏，章學誠表明他是借用《易·係辭上》中的兩句話並“取其義”來概括古今史籍的兩大特點，同時把這兩大特點分別跟撰述、記注結合起來，進而分史學為兩大宗門，以明其所承擔的不同的任務。接著，他又闡說這兩大宗門在表現形式上的不同要求：“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這是從任務的不同而說到形式的不同：方，是指體例的嚴整有序，使之能夠儲存、容納盡可能完備的曆史知識，即所謂“賅備無遺”；圓，是指體例上的靈活變化，使之能夠充分反映史家的曆史認識，即所謂“決擇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