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論“史德”，是對劉知幾關於才、學、識“史家三長”論的新發展。《文史通義》中的《文德》、《質性》、《史德》、《婦學》、《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等篇，都論到過才、學、識問題，足見他對“史家三長”論的重視。他重複劉知幾的論點說：“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98]他不像劉知幾用比喻的方法來說明才、學、識之間的關係，而是采用思辨的方法來闡述它們相互間的關係，指出：“夫才須學也，學貴識也。才而不學，是為小慧。小慧無識，是為不才。不才小慧之人，無所不至。”[99]學是基礎，識是水平，真正的才是學與識的表現形式。他舉例說：司馬遷《史記》“所創紀傳之法，本自圓神，後世襲用紀傳成法，不知變通，而史才、史識、史學，轉為史例所拘牽，愈襲愈舛，以致圓不可神，方不可智”[100]。史例的運用，其實也是史才的一種反映；史家為史例所拘牽，從根本上說還是史識的不足。章學誠的這些見解，不是簡單重複劉知幾的論點，而是把二者之間關係闡述得更全麵、更透徹了。
但是，章學誠對“史家三長”論的發展，更突出地表現在他明確地提出了“史德”這一理論範疇，以及與此相關的“心術”論。他寫道：“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為學也，辭采以為才也，擊斷以為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賈）操金，不解貿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101]這裏，章學誠指出劉知幾之論才學識未盡其理，有兩點是不確切的，多年來不曾得到辨證。第一，劉知幾關於才學識的思想，並不限於辭采、記誦、擊斷，這從《史通》一書中可以得到明證。第二，劉知幾並沒有說過“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的話。查《舊唐書·劉子玄傳》原文是：“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籝，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新唐書·劉子玄傳》簡化為：“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但二書所記都是“有學無才”而非“有學無識”，章學誠顯然是據《新唐書》轉錄而又誤錄一字，以致失之毫厘而差之千裏。因為從上引章學誠的話來看，他所謂未盡其理者，正是針對“史識”而發，這當然就冤枉了劉知幾。以上兩點，是應當為劉知幾辯護的。不過，有趣的是，章學誠從並非完全正確的引證中，卻闡說了正確的理論，這是他的幸運。而他明確地提出以“史德”來豐富“史識”的內涵，並進而以“史德”來補充劉知幾的“史家三長”論，畢竟顯示了他的卓識。章學誠認為：“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由“史德”而論及“心術”，這是章學誠在史學理論上的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