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論“史意”與“別識心裁”，是《文史通義》對《史通》之繼承和發展的又一個重要方麵。
《史通》和《文史通義》都是通論史學的專書，大抵說來，前者著重史書內容和形式的評論，後者著重於史家撰述思想的評論。章學誠的書，顧名思義，其意在於“義”。對於這一點，他是十分強調的，指出：“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104]寥寥數語，道出了他同劉知幾在史學評論上的異趣。所謂“截然兩途，不相入也”，未免言之過分，說得太絕對了，因為他同劉知幾之間畢竟還存在不可分割的聯係。盡管如此，他提出“史法”和“史意”這兩個史學理論範疇的區別，還是反映出了唐宋迄於清代前期史學評論之發展上的主要特點。對此，章學誠曾做過這樣的概括，他說：“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為作也。”可見，他對這一發展看得很清楚。
章學誠重視史意的思想，貫串於《文史通義》全書之中，但也有論述得比較集中的地方。他在《言公》上篇中寫道：“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誌《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為存義之資也。……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105]他在《申鄭》篇中進而指出：“夫事，即後世考據家之所尚也；文，即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106]由此可以看出，章學誠所說的“史意”，本上承於孔子所說的“義”。在上引兩段文字中，章學誠強調“事”與“文”都是用來表現“義”，即認為史事與文采是反映一定的曆史思想的途徑和形式。因此，“史家著述之道”，當以“義意所歸”即以一定的曆史認識和思想境界為追求的目標。聯係上文所述，在章學誠看來，“史識”是史家的具體論斷，“史意”則代表著史家的思想體係。這從他下麵的一段論述中也可以得到證明，他說：“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107]他說的“家學”，是他所闡述的自《春秋》以來的、能成“一家著述”的史學家法的傳統。他在這裏對於“義”的發揮，實際上已包含著對司馬遷、杜佑、司馬光、鄭樵、袁樞等人之撰述思想的總結，這在《釋通》、《申鄭》篇中有精辟論述。據此，可以把章學誠所強調的史學之“義意所歸”的思想，概括為如下幾個要點：一是明大道，二是主通變，三是貴獨創，四是重家學。其中貫串著尊重傳統而又不拘泥於傳統的創新精神，而“別識心裁”、“獨斷於一心”正是這個思想的核心。章學誠論“史意”，其要旨大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