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阮元在曆史文獻學上的成就
阮元在曆史文獻整理方麵的成就和龔自珍曆史思想的時代特色，反映出清代前期史學發展的最後一幕。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芸台，江蘇儀征人。死後賜諡文達，後人多稱他文達先生。龔自珍（1792—1841），字璱人，號定庵，另有別名、別字、別號多種稱呼，清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們的卒年，中國已進入了近代時期。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中國古代史學上最後兩位有影響的史家。
從史學來看，阮元“是一個史料辨析者”，他采用由訓詁字義以明義理的治學方法，“廣泛地引申於曆史材料的判別”[114]，在曆史文獻學上取得了突出的貢獻。舉凡目錄、版本、校勘、輯佚、金石文字，以及在整理、編輯文獻的方法和對於有些文獻的闡發上，都取得了那個時代足以引起人們關注的成就。
阮元在校勘學上的成就，使他在當時的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望。這突出地表現在他撰寫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243卷這一著作上。他撰此書，仿唐人陸德明《經典釋文》的體例和要求，參考唐石經及宋、元各種版本，詳加校勘，首尾曆20年之久乃成。阮元認為，此書做到了“異同畢錄，得失兼明”，堪稱“我大清朝之《經典釋文》也”[115]。他為《校勘記》所撰的13篇序，對各經注疏源流、得失，版本優劣、真偽，校勘的根據和方法，均有所說明，在曆史文獻學上的價值尤為突出。
阮元極重視文獻的版本，他在這方麵的主要成績是主持刊刻了宋本《十三經注疏》和《太平禦覽》這兩部大書。他與友人合作，整理、刊刻《太平禦覽》的原則是“全依宋書不改一字”，認為：存《禦覽》一書，“即存秦漢以來佚書千餘種”，實為“宇宙間不可少之古籍”[116]。阮元詳考《十三經注疏》版本源流，指出“十行本為諸本最古之冊”[117]，乃以家藏“十行本”為主，參照他人善本，在盧宣旬、黃中傑等協助下，曆時19個月，刻成宋本《十三經注疏》，並將所撰《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分別附於各經之後。這被譽為是一件“盛事”，是阮元“嘉惠士林之至意”[118]。阮元在主持校刻這兩部大書的過程中，非常強調後人不應“憑臆擅改”古書，“俾後之學者不疑於古籍之不可據”[119]。這足以看出他治學的嚴謹和對後人負責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