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是思想家、文章家、詩人，也是曆史評論家。他的曆史評論，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他在這方麵的代表性作品，見於《龔自珍全集》（中華書局1959年12月出版）者，主要有《乙丙之際箸議》、《古史鉤沉論》、《明良論》、《平均篇》、《尊隱》、《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上大學士書》等。從他的這些論著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傳統的曆史觀念繼續嬗變的趨勢，一是曆史批判和現實批判的進一步結合，二是深切地觸到了曆史必變的脈搏，三是國家、民族的危機意識。在《明良論》中，龔自珍從曆史論到近世，指出“今士大夫”，大多“未嚐道政事、談文藝”，“未嚐各陳設施、談利弊”[126]，他們隻是關心追逐財富。他進而尖銳地指出：“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為國家之大恥。曆覽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則氣愈媮；望愈崇，則諂愈固；地益近，則媚亦益工。至身為三公，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於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師傅自處之風，匪但目未睹、耳未聞，夢寐亦未之及。臣節之盛，掃地盡矣。”[127]這是揭出了政治腐敗的一些方麵。
社會必變，曆史必變，這是龔自珍曆史思想中最富有理性意義的積極因素。他說：“自珍少讀曆代史書及國朝掌故，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絕於世而已。夫有人必有胸肝，有胸肝則必有耳目，有耳目則必有上下百年之見聞，有見聞則必有考訂同異之事，有考訂同異之事，則或胸以為是，胸以為非。有是非，則必有感慨激奮。感慨激奮而居上位，有其力，則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奮而居下位，無其力，則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如此，法改胡所弊？勢積胡所重？風氣移易胡所懲？事例變遷胡所懼？”[130]這一段話，是從曆史發展的趨勢闡明了法製、事例、風氣存在不斷變化的規律，也闡明了人在曆史變化中的主觀能動作用。他反複強調了改革是正常的，是不足懼的，認為“探世變也”，是“聖之至也”[131]，龔自珍的這些認識，是以統觀以往曆史進程為根據的。他說：“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興，豈非革前代之敗耶？前代所以興，又非革前代之敗耶？”[132]這就是說，曆代之興敗，都是在不斷改革中演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