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學的萌生，是在中國曆史經曆著前所未有的大變動中出現的。這個大變動開始的標誌，就是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馬克思以洞察世界曆史進程的深邃的眼光，評論了英國的對華鴉片貿易（他認為這種貿易是以走私的形式進行的）和鴉片戰爭，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反抗。他曾經這樣指出：“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這個國家的人民，然後才能把他們從世代相傳的愚昧狀態中喚醒似的。”[1]又說：“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於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2]馬克思的這些話，揭示了這個大變動的錯綜複雜的矛盾和深刻的曆史內涵。中國近代史學，就是在這種曆史條件下萌生和發展起來的，從而使它帶有十分鮮明的時代特色。
第一個特點，是傳統的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注入了救亡圖強的民族危機意識。中國古代史學曆來有經世致用的傳統，如孔子著《春秋》而尊周禮，司馬遷講成敗興壞之理，陳壽、袁宏、劉知幾重“名教”，杜佑強調探究典製政經，司馬光意在明前世之是非、考當今之得失，顧炎武等人則著重國計民生，而“彰善癉惡”、“彰往察來”更是曆代史家所主張的。這無疑是一個優良的傳統。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優良傳統，所以當外國侵略者用大炮轟開國門的時候，史學家們的經世致用思想乃日益注入了民族危機的意識，從而在自己的著作中反映出救亡圖強的要求。龔自珍在鴉片戰爭前的許多言論表明，他是當時具有這種時代敏感和危機意識的第一位史論家。鴉片戰爭之後，魏源、夏燮、張穆、何秋濤、姚瑩等，都寫出了具有這種強烈時代感的曆史著作。中國古代史家的經世致用思想，多以中國曆史上的治亂盛衰、是非得失為參照係；而這時的史家則不能完全滿足於這個原有的參照係，於是提出“師夷長技”的主張，並逐步確立起以世界曆史為又一個參照係的經世致用思想。史學風氣的這種變化，逐步改變了傳統史學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