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穆的《蒙古遊牧記》
清代前期的史家，在曆史地理之學的撰述方麵有很大的成就，《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誌》、《讀史方輿紀要》等是最有代表性的幾部。它們反映了當時史學之經世致用的學風。鴉片戰爭前後，史學的經世致用之風再次熾熱起來，而且帶有民族危機的時代緊迫感。清代後期的邊疆史地研究的興起，是一個突出的反映。早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前，龔自珍已著手對西北史地的研究，並把這種研究同時務密切聯係起來。他以兩年的時間，撰成《西域置行省議》一文（見《定庵文集》），率先提出在新疆設置行省的必要性，籌劃、建議極為詳盡、具體。他最後寫道：他的各項建議，“現在所費極厚，所建極繁，所更張極大，所收之效在二十年以後，利且萬倍。夫二十年，非朝廷必不肯待之事，又非四海臣民望治者不及待之事，然則一損一益之道，一出一入之政，國運盛益盛，國基固益固，民生風俗厚益厚，官事辦益辦，必由是也，無其次也”。這些話，反映了他對於邊疆事務的重視和遠見。鴉片戰爭之後，研究邊疆史地者多了起來，其中以張穆、何秋濤、姚瑩最為知名。
《蒙古遊牧記》是張穆的代表性著作。他撰寫此書的動因，是考慮到清朝建立以來，“內地各行省府廳州縣皆有誌乘，所以辨方紀事，考古鏡今”，而蒙古地區則無誌乘專書；官修《大清一統誌》、《清會典》雖有所涉及，“而卷帙重大，流傳匪易，學古之士尚多懵其方隅，疲於考索。此穆《蒙古遊牧記》所為作也”[6]。為了“辨方紀事，考古鏡今”，他決意填補這一清代誌乘撰述上的空白。張穆撰《蒙古遊牧記》還有一個直接的誘因，即他應祁寯藻的邀請，校核其父祁韻士遺著《藩部要略》一書。《藩部要略》是記載蒙古王公貴族世係、事跡的編年體史書。張穆認為：“其書詳於事實，而略於方域。”[7]他曾對祁寯藻明確表示：“今《要略》編年書也，穆請為地誌以錯綜而發明之。”張穆的計劃，得到了祁寯藻的支持，卒能“俾就其事”[8]。張穆的初衷，是使這兩部書“相輔而行”，但他的成就卻超出了他的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