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曆史意識的增強和史館的設立
隋朝與唐朝，統治集團的曆史意識進一步增強了，這在曆史撰述和曆史思想上都有明顯的表現。隋文帝在撰史方麵首先過問的一件事情，就是“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繪為《中興書》，事不倫序”，命魏澹“別成魏史”。而魏澹所撰《魏書》“以西魏為真，東魏為偽”，隋文帝“覽而善之”[1]。這是通過改撰魏史，為西魏、北周爭得合理地位，而最終是為隋朝爭得合理地位。隋文帝在撰史方麵過問的另一件事情，是在開皇十三年（593）下了一道詔書：“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2]這表明皇家壟斷“撰集國史、臧否人物”的決心，魏晉南北朝以來私人修史的勢頭受到了扼製。這是中央集權的重建和強化在修史工作上最直接的反映。
“《漢書》學”的興盛，從另一個方麵反映出隋朝統治者曆史意識的強化。梁、陳以來，《漢書》地位日顯，而“《史記》傳者甚微”。隋統一後，發揚了南朝這個傳統，“《漢書》學”走向**，成了“國學”。同時，劉臻“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3]。楊汪受業於劉臻，劉臻反而說“吾弗如也”。楊汪後為國子祭酒，煬帝“令百僚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4]，為一時之盛舉。但隋朝“《漢書》學”的泰鬥，還要推蕭該、包愷二人。史稱：大業年間，“於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他們關於《漢書》的著作，“為當時所貴”，“甚為貴遊所禮”[5]。像這樣的盛況，在經學史、佛學史上並不鮮見，在史學史上卻是空前的。《漢書》因具有皇朝史典範的性質而有此殊榮，而“《漢書》學”出現如此盛況，自是統治集團提倡的結果。正統觀念、壟斷修史、推崇《漢書》，這種曆史意識的強化，都反映了政治統治上的要求。在這方麵，唐初統治者比隋朝統治者要高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