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貞觀十年撰成的“五代史”包括：
——《梁書》56卷：帝紀6卷，列傳50卷。姚思廉（557—637）撰。
——《陳書》36卷：帝紀6卷，列傳30卷。姚思廉撰。
——《齊書》50卷：帝紀8卷，列傳42卷。李百藥（565—648）撰。後人為區別於蕭子顯《齊書》，稱之為《北齊書》。
——《周書》50卷：帝紀8卷，列傳42卷。令狐德棻（583—666）、岑文本（594—644）、崔仁師撰，其史論多出於岑文本之手。
——《隋書》55卷：帝紀5卷，列傳50卷。魏徵（580—643）、顏師古（581—645）、孔穎達（574—648）等撰，其史論皆魏徵所作。魏徵還撰寫了梁、陳、齊三史帝紀總論。
五代史各在不同程度上繼承了前人成果，姚思廉、李百藥都有家學傳承，《周書》、《隋書》具有更明確的官史性質。在諸史作者中，大致說來，魏徵長於史論，姚、李長於史文，令狐德棻長於史例。五代史在南北關係的處理上，大致采取了同等看待的態度，這跟《宋書》、《南齊書》稱北朝為“索虜”，《魏書》稱南朝為“島夷”，是一個很大的變化，反映了在政治統一的條件下政治家和史學家對南北朝曆史的新認識。五代史雖各自獨立，但對所記曆史內容也有一個全局的安排。梁朝、陳朝與少數民族及外域的聯係，《梁書》專立《諸夷傳》敘述，《陳書》則散見於紀、傳之中；在這個問題的處理上，《北齊書》同《陳書》相似，《周書》跟《梁書》相同。《梁書》所記“海南諸國”，《周書》所記突厥、稽胡，都是極重要的曆史內容。梁、陳、齊三史都有魏徵撰寫的總論，反映出對前代史評價上的總的考慮。
五代史在編次上講究以類相從的方法，除各類傳外，其他列傳也有不少是略按“義類”、“類會”編次的。因各朝年代短促，年代與“類會”之間的關係便於安排，容易做到眉目清晰。不過，五代史在表述上卻出現了明顯的程式化的趨向。它們的帝紀，於朝代更替之際，詳載新朝“受命”的各種詔策、璽書，諱惡溢美。它們的列傳，必首列傳主姓名、郡望，祖、父官職，繼而依次敘述幼年生活，性格、相貌、風度，曆任官階，行事、文章，有的最後還寫出飾終詔書、封贈、諡號、子孫官職、著述名稱。像《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中那種氣勢恢宏的帝紀，生動激越的列傳，已難得見到。在門閥意識支配下，紀傳體史書逐漸失去原來的活力。從局部來看，五代史中也有少數寫得精彩的片斷。《梁書》的《韋叡傳》寫合肥之役和邵陽之役，《康絢傳》寫堰淮之役，《昌義之傳》寫鍾離之守，《周書》的《韋孝寬傳》記玉壁之守，《王羆傳》記荊州之守、華州之鎮，都寫得有聲有色，是五代史中少見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