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皇朝都重視修撰國史，譜牒和禮書的修撰在唐代受到突出的重視。國史、譜牒和禮書，是隋唐時期官修史書的重要組成部分。
《隋書·經籍誌》雜史類著錄隋秘書監王劭所撰未完成稿《隋書》60卷[26]，起居注類著錄《隋開皇起居注》60卷，以及王胄等所修《大業起居注》[27]，是後人所知隋朝國史撰述的全部著作。這些書，早已散佚。隋朝的國史修撰無所建樹，唐太宗和唐初史臣都有所批評。《隋書·王劭傳》批評王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80卷。多錄口敕，又采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將善惡之跡堙沒無聞”[28]。唐太宗批評隋煬帝“雖好文儒，尤疾學者”[29]。隋朝國史修撰的失誤有多方麵的原因，這給唐初提供了教訓和啟示。
唐朝建立之初，一方麵大力修撰前代史，另一方麵重視國史的撰述。據《唐會要》卷六十三、六十四關於史館的記載，有“史館移置”、“諸司應送史館事例”、“修前代史”、“修國史”、“在外修史”、“修史官”、“史館雜錄”諸項，涉及史學的許多方麵，內容豐富。僅其“修國史”一項，所記起於貞觀十七年（643），止於大順二年（891），足見唐朝統治者和唐代史家對於國史的重視。唐朝國史撰述包括起居注、實錄、國史三個方麵。起居注是按“君舉必書”的古義，史官所記皇帝的言行錄。《新唐書·褚遂良傳》謂：“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30]實錄是編年體史書的一種特殊形式，專記每一皇帝在位時的國家大事。國史是根據起居注、實錄和其他許多方麵的資料撰成的紀傳體皇朝史，它跟先秦時期西周和各諸侯國的國史是有區別的。唐朝的國史撰述，以修撰實錄成績最為突出。據《新唐書·藝文誌》起居注類著錄，唐代隻有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3卷、《開元起居注》3682卷兩種；而實錄則自《高祖實錄》至《武宗實錄》，共25部。為前朝皇帝撰寫實錄，在唐朝形成傳統，此後成為定製，直至明清。《新唐書·藝文誌》正史類著錄，唐代史家所撰國史有：長孫無忌、令狐德棻等撰《武德貞觀兩朝史》80卷，吳兢撰《唐書》100卷，吳兢、韋述、柳芳、令狐峘、於休烈等撰《唐書》130卷，亦作《國史》106卷、113卷。這是在不同時期、經過許多史家撰寫、續作的不同稿本。唐代的實錄和國史，為後人撰寫唐代曆史留下了極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其中流傳至今的，隻有《大唐創業起居注》和韓愈等所撰《順宗實錄》了。它們也是中國史學史上現存最早的起居注和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