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在曆史上的作用，以及曆代君主對後世的影響，是史學家曆來都很重視的問題。虞世南所撰的《帝王略論》以問答體的通俗形式，比較係統地闡述了關於君主的認識。
《帝王略論》是一部記帝王之事略、論帝王之賢愚的著作，其價值不在於“略”而在於“論”。它在評論曆代君主方麵或自此而涉及對其他曆史問題的評論方麵，不論在見解上還是在方法上，都有理論上的意義。
第一，提出關於“人君之量”的見解。如《通曆》記東晉末年桓玄所建“偽楚”及其敗亡的史實後，引《帝王略論》說：
公子曰：桓玄聰敏有夙智，英才遠略，亦一代之異人，而遂至滅亡，運祚不終，何也？
先生曰：夫人君之量，必器度宏遠，虛己應物，覆載同於天地，信誓合於寒暄，然後萬姓樂推而不厭也。彼桓玄者，蓋有浮狡之小智，而無含宏之大德，值晉室衰亂，威不迨下，故能肆其爪牙，一時篡奪，安國治人無聞焉爾；以僥幸之才，逢神武之運，至於夷滅，固其宜也。[194]
這裏說的“人君之量”，不隻是君主的個人品德問題，它還包含著君主在政治上的遠見卓識，以及以這樣的遠見卓識為指導而製定的種種措施和這些措施所產生的社會效果。隻有具備這種器度的君主，才能使“萬姓推而不厭也”。虞世南認為，像桓玄這樣的“浮狡小智”、“僥幸之才”，是不能成就大事業的，而遭到毀滅則是理所當然的。
“人君之量”是一個很高的道德標準和政治標準。在虞世南看來，不獨桓玄這樣的人與此無涉，曆史上有一些看來還說得過去的君主也不曾達到這樣的標準。如他論北周武帝宇文邕，是這樣說的：
公子曰：夫以周武之雄才武藝，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盡其兵算，必能平一宇內，為一代之明主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