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論和民族關係論，也是這個時期極重大的現實問題和曆史理論問題。這在史家思想和史書編著上都有明顯的反映。隋唐之際，李大師已不滿於“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的修史情況，主張“編年以備南北”[219]。這是表明，在曆史撰述上要恰當處理南北朝關係，其中自然包含著民族關係。唐高祖“修六代史詔”說：“自有晉南徙，魏乘機運，周、隋禪代，曆世相仍；梁氏稱邦，跨據淮海，齊遷龜鼎，陳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綿曆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至於發跡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績，無乏於時。”[220]詔書對鮮卑族建立的北魏、北周皇朝，不僅承認它們的曆史地位，而且毫無貶詞。唐修《晉書》，對西晉江統《徙戎論》的主張並不采取附和態度，指出：“‘徙戎’之論，實乃經國遠圖。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顛也。”[221]這實際上是不同意把西晉之亡歸咎於“戎狄”的說法。《晉書·載記》記十六國事，對各族仍不免有微詞，但也並非一概罵倒，有的甚至給予很高評價。《隋書·經籍誌》史部以“霸史”列於正史、古史、雜史之後，居於“起居注”類之前，並對其所記政權的成就給予相當的肯定。劉知幾《史通·稱謂》篇指出：“戎羯稱製，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批評晉人“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群盜”，是“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這些，都是反映了力圖從曆史事實上嚴肅地看待民族曆史的態度和思想，具有進步的意義。在這方麵，杜佑《通典·邊防序》所論，具有更高一層的理論價值。
《通典》這部書，還比較深刻地反映出了杜佑樸素的曆史進化觀點。這個觀點，在《通典》中有廣泛的表現，而最突出的反映，是他對民族問題的認識。這裏說的民族問題，主要是指“中華”（或稱“華夏”）、“夷狄”在社會曆史發展階段上的程度與差別問題。杜佑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