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再來看中國近代史學的特點。這裏說的“近代”，是指1840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109年的曆史。
第一，從關注朝代興衰到關注國家和民族的存亡。
第二，從樸素的進化觀念到引進西方的進化論。
中國古代史學中包含著豐富的樸素進化思想，但未形成理論體係。梁啟超於1901年發表《中國史敘論》、1902年發表《新史學》，對中國古代史學進行全麵的批判。這兩篇文章可以視為中國學人希望創建“新史學”的宣言書，這在20世紀的前30年中產生了重大影響。其功績在於引進西方進化論用以觀察曆史的理論和方法，其缺陷是完全否定中國古代史學遺產。這兩點所產生的影響，在中國近代史學上都是不可忽視的。
第三，從重視史家修養到重視學科建設。
中國古代史學在史家修養方麵很受重視，清代史家章學誠在總結唐代史家劉知幾“史才三長”的基礎上，提出應重視“史德”的見解，這可以看作對古代史家修養論的總結。1924年，梁啟超出版了《中國曆史研究法》，李守常（大釗）出版了《史學要論》，這是兩部帶有近代史學理念和關於曆史學學科建設的理論著作。《中國曆史研究法》及其續作《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編》，主要討論對曆史材料的處理及各種專史的做法，在曆史觀上比較混亂。《史學要論》一書以唯物史觀為宗旨，闡述曆史與史學的區別，討論了史學自身的體係及其在科學中的地位，研究曆史對人生和社會的意義。在此前後，類似著作或評介之書甚多，在學科建設上各有一定的作用。劉澤華教授主編的《近九十年史學理論要籍提要》一書[2]，對此有較詳細的評介。
第四，從曆史考證的繁榮到科學方法的提倡。
中國古代史學自兩宋以下，考據之風不斷發展，至清朝乾嘉時期走向極盛。錢大昕、王鳴盛、趙翼、崔述等成為著名的考史學家。中國近代史學承此風尚且有新的發展，這就是對“科學方法”的倡導。胡適在近代史學上的貢獻，主要之點在於他是首先倡導“科學方法”的學者。胡適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