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個問題，學習史學名著，提高治身治世的自覺能力。這個問題要進一步說明，史學對於人生修養的主要的關結或者主要的落腳點在什麽地方。這裏說的是要提高治身治世的能力，治身就是自我修養，治世是參與社會活動，要說得高一點，就是參與社會管理，參與治國安邦，提高這方麵的自覺認識和能力。
古代史學家反複闡述，以各種各樣的道理來說明，史學對於人生修養，雖然表現各不相同，但是我們可以概括成治身治世兩個方麵。這並不是我提出來的，這是王夫之提出來的。明清之際大史學家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鑒論》裏麵提到這個問題，他在解釋《資治通鑒》這部書的書名的時候，做了這樣一個非常概括的解釋，“鑒之者明，通之也廣，資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應而不窮”[5]，充分發揮它的作用而沒有窮盡，鑒之也明，通之也廣，資之也深，隻要能真正用它作為一種借鑒的話，治身治世，肆應而無窮。它所包含的知識、經驗和智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是王夫之對《資治通鑒》的評價，這裏要強調的是，王夫之從治身治世的要求來看，史學對於修養可以提供用之不盡的資源。我想《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書太大了，那麽大一本書還有注解，讀起來確實很費勁，但是我們可以選讀，尤其是讀書後麵的四篇緒論，古人寫書序在後麵不在前麵。
史學家在這方麵的認識，我們可以追溯到司馬遷對《春秋》的解釋，他說《春秋》“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6]，春秋講是非，重褒貶，人們學習《春秋》，會懂得很多道理。還說，《春秋》是禮義之大宗，是道德規範。那麽從今天來看，這些論點都是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一個原則出發的，從那個時候的倫理標準、倫理原則出發，我們能夠理解，這在今天當然不可取。但是，它的內核是闡述了史學與人生修養的關係，任何人毫不例外，也就是說《春秋》中所蘊含的道義、禮義原則是對當時所有人都有教育意義的。司馬遷的這個認識對後世的史學發展大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