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做中學
杜威從他的經驗論和心理學的觀點出發，認為“人們最初的知識，最根深蒂固地保持的知識，是關於怎樣做的知識”。[11]原始的或最初的教材總是一種主動的行動，包括身體的運用和材料的處理。他強調，教育的最根本的基礎在於兒童的活動能力。使兒童認識到他的社會遺產的唯一方法是使他去實踐，使他從事那些使文明成其為文明的主要的典型的活動。“如果承認教材的自然的發展進程，就總是從包含著做中學的那些情境開始。”[12]杜威認為，兒童在沒有進學校以前所學的東西，沒有一樣不是與他的生活有直接的聯係的。他怎樣獲得這種知識，這個問題為自然的學校教育方法提供了線索。這個答案就是，不是通過閱讀書本或傾聽關於火或食物性質的說明，而是自己燒了一下或自己吃東西，那就是做些事情。杜威相信：“如果我們采用與兒童獲得最初經驗盡可能相類似的方法來擴大兒童的經驗，很顯然，我們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們的教學效果。”[13]並且他認為，“做中學”的教學原則對於兒童或成人，在實驗室和幼兒園同樣適用。
（二）課程與教材
杜威對傳統的教學主要提出了這樣幾點批評意見：其一，從課堂組織形式來說，是“靜聽”的教學，使兒童處於被動的、吸收的狀態，很少給兒童進行活動的餘地。其二，課程與教材的內容缺乏整體性和社會性。分門別類的學科隻考慮本身的邏輯體係，而沒有顧及兒童的生活和經驗的連續性和統一性，也沒有與社會生活相聯係。
為了消除上述弊端，杜威提出，應該把兒童本身的社會活動，而不是把科學、文學、曆史、地理等，作為學校科目相互聯係的真正的中心，應將烹飪、縫紉、手工等引進學校。他明確指出：“從做中學並不是指用手工來代替課本的學習。”[14]這些科目並不是附加在其他許多科目如文學、曆史等以外作為一種娛樂、休息的手段，或者作為次要的技能的特殊科目而提出的。杜威的意圖是希望把這些手工活動作為一種媒介，把兒童引入更正式的課程中。他認為，這樣做就可以抓住兒童的注意力和興趣。並且，教材成為學生的向導，靠著它，他可以節省時間，少犯錯誤。教師和書本不再是唯一的導師；手、眼睛、耳朵、實際上整個身體都成了知識的源泉，而教師和教科書分別成為發起者和檢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