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韓愈大力反對浮華的駢文，提倡作古文，一時從者甚眾，後又得柳宗元大力支持，古文創作業績大增，影響更大，成為文壇的主要風尚，文學史上稱其為古文運動。以韓柳為首的古文運動的勝利，樹立了一種擺脫陳言俗套，自由抒寫的新文風，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敘事、議論、諷刺的藝術功能。
中唐以後，古文運動一度衰落，到了宋代，歐陽修再一次掀起了古文運動，此後的王安石、曾鞏、蘇軾、蘇洵、蘇轍等人都在古文運動的影響之下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後人將他們與唐代韓愈、柳宗元合稱為“唐宋八大家”。
北宋的曆史文學家司馬光編有一部曆史巨著《資治通鑒》，它除具有史學價值外，還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
南宋散文家在北宋諸位大家影響下，產生了一部分上書言事的政論文，表現了作者鮮明的政治態度，胡銓、陳亮、葉適是這方麵的代表作家。古文運動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實用，南宋時大量出現的筆記雜文便是一個明證。洪邁的《容齋隨筆》、王明清的《揮麈錄》是筆記雜文中的佳作，此外，朱熹（1130—1200年）的古文長於說理，造詣匪淺。
明初的宋濂（1310—1381年）是“開國文臣之首”，他的一部分傳記文很有現實意義，比較著名的作品有《秦士錄》《王冕傳》《李疑傳》等。明中葉以後，針對程朱理學、八股文的束縛，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發起“複古運動”，倡導文必秦漢。他們在對掃**八股文風起到一定積極作用的同時，又走上了盲目模擬古人的路子。後來的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後七子”複古運動，又再一次重複了他們的錯誤。
歸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來反對複古派，進而萬曆年間的“公安派”也加入猛烈抨擊擬古主義的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