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顧明遠文集.第七卷:魯迅教育思想研究 和平之橋

不斷擴大的“服從國家目的的教育”

池田

正如剛才顧先生所說,“百日維新”或稱“戊戌變法”因為守舊勢力的反撲夭折了,這是一大憾事。而日本在幕藩體製終結以後,不僅引進了西方的知識和技術,而且在教育上進行了西方式的變革。

從製度上來看,日本的近代學校製度是在1872年邁出第一步的,“國民教育”的時代正從這時開始。其後教育的發展則逐步從屬於國家目的,正如森有禮所說的“成一國富強之基”[57]。學校雖然教授歐美的新知識,但教育的主幹則貫穿著教條的道德主義。1890年製定的《教育敕語》這樣說:“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濟世世厥美,此我國體之精華,教育之淵源實存於此。”以這種國家主義的道德為支柱,培養“國民”的教育體製建立起來了。

當時,雖然也引入了謳歌內心自由的德國學者赫爾巴特的教學法[58],但在這個思想成為主流之前,學校教育已變為以《教育敕語》為代表對臣民進行的忠孝道德的強製。

日本以開放的心態接受西方文化,大力引入西學,發展教育,開啟民智。日本明治維新以後不久,就緊接著改革學製。1870年3月,依照歐洲學製,明治政府製定了大學規則和中小學規則。正如池田先生所說,1872年明治政府頒布《學製令》,教育改革全麵展開,其間雖有“國學派”與“漢學派”的反對,但結果還是洋學占了上風,在文部大臣森有禮的主持下,建立了天皇製近代教育體製。

還有一點,德國的國家主義迎合了日本“富國強兵”的思想。當時掌握實權的伊藤博文力主學習德國,以德國的國家主義排斥歐美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1890年天皇頒布《教育敕語》,又強調天皇的德化和臣民的忠誠,把儒家道德與近代資本主義的倫理道德結合起來,到後來走上了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