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
從悠久的曆史視角俯瞰中日兩國的教育，特別需要提及的事實是，兩國的教育通過經常的交流相互影響，相互啟發，共同獲得了發展。
4世紀至7世紀，很多從中國和朝鮮半島來的渡來人住在日本，他們把武器製造、機器織布、農業生產等先進技術教給了日本人。7世紀至9世紀，日本幾度向隋和唐派遣了遣隋使和遣唐使等使節，全麵學習中國文化，並將它們帶回日本。這種正式的使節訪問也有留學生和學問僧同行，他們也努力地學習中國的先進文化，遣隋使中最有名的是小野妹子，遣唐使中有吉備真備和阿倍仲麻呂。
吉備真備帶回了大量的書籍，這些書籍在使中國文化紮根日本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而阿倍仲麻呂科舉及第，在唐朝做了官，最後歿於長安。他與李白、王維等人有深厚的友誼，留下了動人的詩歌。[61]留學僧中則有最澄，他學習天台教義，歸國後成為日本天台宗的開祖，人稱“傳教大師”，聲名遠播。
另一方麵，也並非是遣唐使單方麵地去中國學成歸來，很多外國人也來到了日本，這一“通道”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唐朝的官員來的不多，但中國的僧人以及菩提仙那等印度僧人也來到了日本[62]。鑒真和尚在他的弟子和其他許多人的陪同下來到日本，傳來了戒律，帶來了天台大師的《摩訶止觀》《法華玄義》《法華文句》等重要的佛教書籍，還向日本傳授了雕刻、草藥等知識。
在宋代，日中貿易也非常興盛，從平安時代到鐮倉時代有許多文物傳到日本。後來，雖然有過元朝的兩度武力侵略（“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但到了明朝以後交流又頻繁起來。特別是17世紀，在明末清初的混亂期，明朝的儒學家朱舜水[63]來到日本——這是一個重要的曆史事件，他與柳川藩士儒者安東省庵、水戶藩主德川光圀結下了深厚的友情，作為培養日本江戶時期儒者的大恩人而受尊敬。日本的朱子學、古學、水戶學等眾多學派的學者都受其影響，其思想更於兩個世紀後醞釀成幕末維新原動力之一的“尊皇攘夷”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