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
在第一次訪問中國的1974年，我訪問了西安市，也就是古代的長安。我深深地感受到日本京都、奈良的源流正是來自長安。貴國的文化大恩不可估量。
中國和日本的學者、文化人的友誼與交流在明治維新以後進一步加深和擴大。20世紀初，中國興起了留學日本熱，同時也有許多日文書籍被翻譯成中文——把日本人翻譯的西方書籍由日文翻譯成中文就是在這一時期開始的。1901年，誕生於上海的教育世界出版社翻譯出版了日本的教科書，1902年作新社又出版了留日學生翻譯的西方書籍，其中就包含了《進化論》等。
另一方麵，日本明治政府積極接受中國留學生，也為中國留學生設立了很多學校。最初接收中國留學生的是著名的柔道創始人嘉納治五郎[65]，那是1896年。去年（2010年）是嘉納先生誕辰一百五十周年。後來嘉納先生擴大了教育規模，三年後創建亦樂書院，1902年又建立了弘文學院（即後來的宏文學院），使其發展成為留學生學習的典型學校。魯迅先生也曾是弘文學院的學生，女革命家秋瑾[66]此時也在日本學習。但日俄戰爭以後，非常遺憾的是，一部分日本人開始歧視和冷待留學生，從此以後日本開始了軍國主義的統治。
顧
剛才池田先生介紹了20世紀初留學日本的熱潮，的確，中國近代教育向貴國學習了很多東西。所以許多人說，過去中國的學生變成中國的老師。中國洋務運動時期派遣留學生主要是赴歐美諸國。“新政”[67]時期主要派青年赴日本留學，而且人數逐年增加。從1896年清政府派遣第一批13名赴日留學生起，到1902年增到500餘人，1903年達1300餘人，1905年至1906年更是增至近萬人。[68]1902年、1904年清政府頒布的“壬寅學製”和“癸卯學製”也是以日本學製為藍本。[69]為什麽向日本學習而不向歐美學習？有以下一些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