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
我們談到了中日兩國在古代和近代極為密切的教育交往。但是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對中國發動了侵略戰爭，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日之間就談不上平等交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由於日本追隨美國，不與中國建交，所以政府間沒有來往。但是日本民間友好人士與中國的交往還是很頻繁的。例如，日本西園寺公一、井上靖、鬆村謙三、內山完造等都多次來中國；中國也有很多知名人士訪問過日本，如郭沫若、廖承誌、趙樸初、許廣平等。
池田
正如您所說的，我與這些前輩們中的許多人都有過親密的交往。如中方的廖承誌、趙樸初先生，日方的鬆村謙三、井上靖、西園寺公一、高碕達之助先生[75]……與他們的交往深深地印刻在我的生命之中。即便是我未能有機會相見的郭沫若先生和許廣平女士，對於他們的事跡我也曾多次在演講中向青年們談及，我與由郭沫若先生任首任校長的中國科技大學也有很深的交流。
顧
魯迅夫人許廣平還應邀參加了在仙台舉行的魯迅紀念碑的揭幕儀式。在同一個時期，周恩來總理提出“中日之間沒有邦交也要開展以貿易為中心的民間交流”的方針，開拓了“以民促官”的中日友好的道路。1952年6月，中日之間就締結了民間貿易協議，開展民間經貿往來。但教育交流還難以開啟。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創價學會很早就提出要與中國實現邦交正常化，並為此做了許多努力。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開啟了中日交往的新紀元。
1979年，我負責北京師範大學的外事工作，接待了廣島大學教育研究中心代表團，這大致是“**”以後最早的中日教育交往。翌年7月我也應日本比較教育學會會長平塚益德的邀請參加了在日本埼玉縣召開的第四屆世界比較教育大會。[76]同年10月，我又接待了日本國立教育研究所的橫山宏研究員[77]。從此開始了中日教育界的頻繁交往。我擔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七年，負責對外交流的工作，我校在1981年就開始接待日本留學生。現任日本比較教育學會的會長大塚豐先生[78]就是最早一批到我校來進修的，我曾親自為他講授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以後來我校的日本留學生逐年增加，我們也派了許多學生和教師到日本學習和進修。中國教育學會與日本教育學會的交往也很密切。其他還有學校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為此，可以寫一部中日教育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