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與西方導入、選擇、發現、創造
池田
正如顧先生所說，任何傳統文化，如不發展性地、創造性地繼承，反而會帶來弊害，因此與其他文化或文明的交流是不可或缺的。
追求“文化多元主義”的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這樣寫道：“人所追求的目的是多種多樣的，但人們都是充分理性和人性的，是可以互相理解、共同感受和互相學習的。”[30]我想，這句話跟顧先生所說的各種文化應該互相交流、互相學習並使各自的文化更加繁榮的道理是相通的。
人一定能彼此心靈相通。“善的人性”存在於所有人的身上，並能互相起到啟發作用——這就是我所堅信的東西，也是我能夠超越文化與宗教上的差異而堅持在世界上對話的原因。
交流可使文化、文明獲得發展。為了證明這個結論，我也想借用顧先生關於文化發展過程中的“導入、選擇、發現、創造”的理論來回顧一下日本文化形成史上幾個重要的時期。
2008年5月8日晚，我與來日訪問的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再次相見，就青年交流和文化交流進行了交談。那天下午胡錦濤在早稻田大學的“日中青少年友好交流年”開幕儀式上這樣說道：“日本人民善於學習，善於創造，勤勞智慧，奮發向上。遠在一千四百多年前，日本就先後二十多次向中國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借鑒中國的製度、典章、律令，引入佛教、漢字、技術，結合自己的實際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日本文化。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人民努力學習吸收世界先進文明成果，逐步發展成為亞洲第一個現代化國家。日本人民以有限的國土資源創造出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31]我向胡錦濤同誌以友好的目光看待日本表示了衷心的感謝，同時也向作為日本文化大恩人的貴國再次表達了最大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