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
感謝您清晰地闡明了比較教育學的意義。教與學是一體的。因此，教育者本身要擁有廣闊的視野，通過相互學習、相互提高、相互切磋，才能像獲得明鏡一樣，放出智慧的光芒。
我在1974年第一次訪華時，參觀了北京大學、北京市的中小學和上海的幼兒園，和很多教育工作者進行了交流。同年我訪問了蘇聯，去了莫斯科大學和列寧格勒大學（現在的聖彼得堡大學），那時正是中蘇關係惡化的時期。看了顧先生的著作，我了解到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從蘇聯請了專家，開辦了模仿蘇聯教育模式的學校，每年還向蘇聯派遣大約兩百名留學生。[11]向蘇聯學習也是向別國學習，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也是廣義上的比較教育實踐吧。
在20世紀60年代，世界性的教育改革開始啟動，而中國則因“**”，比較教育的研究出現了停頓。顧先生此間也有很多遭遇。
“**”結束後的20世紀70年代後期，中國的教育現代化開始大步地前進。在顧先生的著作中，也談到以鄧小平[12]“要引入外國教材，從外國教材中吸收有益的東西”的指示為契機，中國大量購買了美國、英國、法國和日本等國的教材，促進了中國的課程改革和教材的現代化。一度荒廢的比較教育也重新出現了生機。在這一時期，我多次到貴國的大學進行訪問和交流，師生們對於學術研究滿懷**的情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麽，我想請教顧先生，您如何評價比較教育學在當前中國發展中的作用？
顧
池田先生談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實行“一邊倒”的政策，這其實也是不得已的事情。當時西方國家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實行封鎖，我們不向蘇聯學習又向何處去學？因此蘇聯教育的影響是很強的。我是新中國第一批被派往蘇聯留學的學生，回來以後當然就宣傳介紹蘇聯的教育理論和經驗。當時人民教育出版社有一個《教育譯報》雜誌，我在雜誌上發表了多篇譯文，蘇聯著名教育家讚科夫的發展教學理論的實驗研究就是由我最先翻譯介紹到中國的。但是到1958年，中蘇關係逐步發生變化，同時中國學者發現蘇聯許多教育理論、製度和方法不一定適合中國的國情，於是開始探索中國教育發展之路。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係惡化，中國開始批判蘇聯教育理論，尋求建立中國的教育理論體係。但當時還是很封閉，僅憑自己的經驗，特別是幹部教育的經驗，改革是很有限的。不久“**”開始，蘇聯的一切都受到批判。我當然也參加到這個批判運動之中，不能例外。但心裏並不覺得蘇聯教育都是壞的，也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中批判蘇聯，留學蘇聯當然也就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我也曾被批判為“思想上、生活上都‘變修’了”的分子，停止工作，參加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