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
關於您說的第三點即老解放區的教育傳統，我想起我曾在1974年第一次訪問貴國時參觀過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這個講習所是1924年設立的，周恩來總理當時也在那裏講過課。這種教育也許與那種全麵人格的教育的指向不同，但當我站在這個教育了青年並成為農民運動策源地的講習所中，深深地感到建設新中國的原動力正是在於教育的力量。
您所說的第五點即“蘇聯教育對中國的影響”，剛才我們討論過，我還想請顧先生站在中國教育發展史的角度再進行一些詳細的介紹。聽說當時主要是引進了凱洛夫的教育理論。[41]凱洛夫的理論主張，為讓兒童係統地建立秩序和掌握認知能力，使他們得到與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教養，教師必須有計劃地進行指導。顧先生認為，這個理論雖然在教學過程方麵有一定的科學體係，但也有傳統的課堂中心主義和教師中心主義等方麵的問題。[42]
1951年，貴國引入了蘇聯學製，新學製特別給予工人和農民以學習的機會，並致力於把工人和農民作為國家建設的重要力量加以培養。與此同時，蘇聯的教材、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也引入中國。但顧先生指出，以學生為主體的習明納爾（即以討論為中心的小班授課）並未實行，而隻是引進了以教師為主導的那些方麵。為此，顧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發表了關於蘇聯教育理論中關注學生主體方麵的論文，並始終致力於推動培養兒童創造力的“素質教育”[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