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1982年，我教語文的第4年吧，河北省電教館要來張家口給一位老師做錄像課，我偷偷地找到李主任，讓他去和省裏的同誌商量，給我也拍一課。沒想到人家答應了。那次是我第一次看見攝像機，拍了鄭振鐸的《別了，我愛的中國》，沒想到這節課被推薦上去，還獲了全國的獎。從這以後，我就走出了張家口，應邀到省內的不少城市去講課。在外麵講課，既是榮譽，也是壓力。正是這種壓力，逼得我進一步苦學苦練。
1985年，我被派參加了國家教委舉辦的為期一年的全國小學教育研究班。在這裏，我聽了許多專家、教授的理論報告，參加了深入的理論與實踐研究，教育理論水平得到了一次空前的提高。在學習交流會上我還作了一個《教學過程的主要矛盾》的報告。並參加了研究班學術著作的編寫工作。在編寫中更廣泛地閱讀了許多學術著作，做了詳細的筆記。
1986年，我第一次出省——北京宣武區右安門一小的張光纓老師請我去上課。我講的是《飛奪瀘定橋》。當時張光纓老師的姐姐、海澱區教研室主任張光珞老師也帶了人去聽課。北京，曆史悠久，積澱深厚，北京的老師向來都是接待外省的去聽課。我一個山中小城的老師來這裏講課可不是鬧著玩的。我的心一直跳了一天一夜，但我又有點“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既然作了精心的準備，講就講，放開了講。結果兩節課講下來，張光珞老師連飯也沒讓我吃，就把我拉到了海澱，再給他們講。我知道，大概這一炮又打響了。自此，我走出了河北省，又先後應邀到河南、陝西、天津、內蒙古、江西、黑龍江等省市去講課。
別人的課越聽越多，自己的課也越講越多，我的心裏犯嘀咕了，總覺得我們的課講起來怎麽跟理論著述上說得有點對不上號。書上說：“教學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發展學生的智力。但是機械地獲得的知識是同發展智力無關的。”“教師教任何功課（不限於語文），‘講’都是為了達到用不著‘講’，換個說法，‘教’都是為了達到用不著‘教’。”連老外都說：“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數學教師和語文教師在一節課上要講的時間，不應超過5～7分鍾，讓學生通過自己的努力去理解的東西，才能成為他自己的東西，才是他真正掌握的東西。”可是我們是怎樣講課的呢？有的40分鍾老師要講30多分鍾，有的整個課都在喋喋不休地問答。這怎麽叫“通過學生自己的努力”去獲取知識技能呢？有一個階段，這些問題把我憋得好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