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很自然地，我的思考被很多同誌劃歸到當下正紅火的人文論的陣營裏。很長時間，我對此不加否定，被人理解為默認。但是，在我的內心裏，我從沒有完全接受過人文論的理論觀點。在《言語教學論》裏，我從“語文課程性質研究方法”的角度初步表達了我對人文論的一些疑惑和不滿足。說疑惑，是因為它在研究方法上與工具論基本是一樣的。工具論的研究方法是一個三段論：語文是學語言的，語言是工具；所以，語文課具有工具性。人文論呢，也是這樣一個三段論：語文是學語言的，語言不是工具，而是人的精神，是人的生命；所以，工具論是錯的，語文課是人文性的課程。且不說它的大前提是否正確，僅從推理方法上來說，與工具論是完全一樣的，即根據語文課學什麽來給語文課程定性。說不滿足，因為說語文課是關於人的精神、人的生命的課程，那麽曆史課、政治課、藝術課等不都是關於人的精神、人的生命的課程嗎？那麽語文課與這些課程有什麽不同呢？如果人文論區別不出語文課與其他課程的不同的話，那是否可以說人文論並沒有揭示語文課之所以是語文課的本質特征呢？另外，我們可以說語文教育是一種精神教育、人性教育，正如我們可以說蘋果是水果一樣，但我們不能反過來說精神教育、人性教育就是語文教育，正如我們不能反過來說水果是蘋果。這樣的概念辨析說明什麽呢？說明精神教育、人性教育並不是語文教育性質的最後定位，而隻是它的上位範疇，說明如果我們要探尋語文教育的本質規定性，人文性肯定不是一個到位的概念。——於是，我陷入了空前的孤獨和更大的疑惑中。如果說當年寫《語文工具論批判》時，我的心裏是充滿自信和勇氣的，但當我思考的觸角探及人文論的理論命題時，心裏卻滿是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