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語文教師，而我的閱讀興趣和重點卻不在語文類書籍上。
從走上教師崗位第一天起，我的閱讀超出了平常的語文教育圈子，把觸角伸向了文學、文化、哲學類典籍報刊上。《讀書》《新華文摘》《二十一世紀》《哲學研究》等語文教育學科外的雜誌，《西方哲學史》《西文現代哲學》《中國思想史》等書籍，都是我鍾愛的。
正是這些閱讀，開闊了我的視野，影響了我的學術思維，使我能夠從哲學、文化的角度，來對語文教育進行宏觀的思考，使我對愈走愈狹窄以至拐入死胡同的純粹工具化的語文教育，有了一定的反思。在僵硬的語文教育理論指導下，語文教育的確有愈來愈背離自身本真、背離漢語教育民族化的趨勢。
於是，我才有了一係列文章。1992年，我寫作《限製科學主義，張揚人文精神》《關於中國現代語文教學的思考》，在1993年1月的《語文學習》上發表後，引起較大反響。遼寧的王中原老師評價說：“識見高人一籌，宏論振聾發聵”；河南特級教師杜常善寫來熱情洋溢的信，稱讚拙文是“五四後首篇語文教育新論”。這些評價有溢美之詞，卻表明了拙文的影響。
之後，我又於1999年6月7日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反對偽聖化》；在《中學語文》（2000.3）發表《中國語文教育的兩大痼疾》係列論文。我的論文多是從語文教育的外圍，宏觀地探究語文教育。
中國現代語文教育，本來就缺乏思想資源。要宏觀地把握它的規律，觸摸它的曆史走向，需要借鑒哲學、文化學、曆史學領域的資源。我的知識儲備與學術思維習慣，對於宏觀梳理中國現代語文教育曆史脈絡，恰好有益，屬於歪打正著吧。
一門具體學科的學術研究，需要研究者常常跳出來，需要一雙曆史的宏大的“眼睛”。如果跳不出來，視野就過於狹窄，思路就過於拘囿，那麽，就可能造成“內裏人看熱鬧，門外人看門道”的局麵。當然，最好的學術目光，是內裏與門外結合的“雙重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