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要不失去自信心，隻要對事業、對理想尚存一息希望，那麽厄運可能是一個深不可測的寶藏。
在那個幾乎令人窒息的年代裏，我沒有動搖過對事業的追求，沒有對人生、對前途喪失信心。我對生活仍然充滿希望。
希望是熱情之母，它孕育著力量，孕育著生命活力。
我的工作熱情來自於殷切的希望。粉碎“四人幫”後，天日重現。我“收拾”起尊嚴，開始拚命地工作。感情是樸素的，動機是單純的。一則，想把失去的時光追趕回來；二則，想向人證實我絕不是壞人。走路快了，吃飯快了，連騎自行車的速度也比往常快了許多。我隻圖省出些時間，多讀些書，多備點課，多和學生接觸，多出一點成績。
當時，中央提出要“多出人才，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我一度頭腦發熱，自告奮勇：“由本人語算包班，一年教完兩年課程，四年級學生隨五年級的一起報考中學。”得到校領導同意後即付諸實踐。我夜以繼日地幹，曾暈倒在講台邊，被喚醒後依然“不下火線”。最後，這一班學生的升學率相當可觀。當時，此舉在社會上、在教育界引起了爭議，孰是孰非，各執一詞。
此一時，彼一時。假如用今天的眼光去審視這件事，近乎荒謬可笑。唯一獲得的好處是，這一年教學實踐，我對如何有效地提高學生語文水平摸索到一點途徑，總結出一點經驗。簡言之，即“把課堂還給學生，把時間留給孩子，教師須精講，學生得多練”。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終於洗辱雪恥，還我一身清白。1989年上海高級人民法院及長寧區人民法院經過艱苦細致的審理，查明我父親“反革命”一案在“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上均有不當”，予以糾錯並全麵落實政策。從此，背在我身上的精神十字架全部卸下了。我再次獲得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