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應確立0～3歲早期教育主管部門，統一負責0～3歲早期教育服務事業的規劃、建設、發展和監管。上海市已成為全國第一個構建0～3歲早期教育服務體係的城市，率先確立了由教育部門牽頭管理0～3歲早期教育服務工作，會同各相關職能部門對0～3歲早期教育機構進行監督管理和業務指導的機製。可借鑒上海等地區探索的有益經驗，建立規範的0～3歲早期教育服務管理體製，明確具體負責各項工作任務的職能部門，整合利用衛生計生、教育、民政、稅收、工商等部門的資源，各部門合力統協0～3歲嬰幼兒教育管理。
其次，將0～3歲早期教育服務納入公共服務體係，將構建0～3歲早期教育公共服務體係提升到解決婦女後顧之憂以促進婦女就業和發展、保障“二孩”政策落實、滿足人民需求、提升人民幸福感、實現國家繁榮和富強的戰略高度。我國公共服務體係的建設是伴隨經濟體製的改革而發展的。[18]20世紀80年代末，我國經曆了經濟體製改革，這場變革旨在減輕企業責任、增加企業的活力與競爭力，但同時也導致了企業福利體係瓦解和下崗等問題的產生。這一時期國家承擔起公共保障責任，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製度、企業職工醫療保險製度和社會保障製度，在農村也建立起“五保”“特困”和“低保”等製度，政府投入也持續增加。然而對於作為企業和社區服務體係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的學前教育，政府幾乎沒有任何行動和投入[19]，甚至在體製改革大背景下出現了一些地區簡單套用企業改革做法，將幼兒園推向市場的現象。例如江蘇省宿遷市將全市337家幼兒園全部改製為民營，一度出現事業發展方向偏差、師資流失、教育質量整體下降等現象，學前教育的基礎性和公益性被“改”得**然無存。[20]服務本質上應屬於社會公益事業，不僅對個體的終身發展具有重要的基礎性價值，而且對於國家和社會發展具有長效的收益和補償功能。國家應重新審視和定位0～3歲早期教育服務事業，將其納入政府公共服務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