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領事》不如《如歌的中板》《廣島之戀》和《勞兒·維·斯坦茵的迷狂》等作品的名氣大，知道這部小說的中國讀者也不多，但它仍不失為一本值得讀的好書。其原因正如杜拉斯所說，“《副領事》是第一部關於她生活的著作，是一部最難懂的，也最冒險的小說，因為它最大限度地描寫了不幸。”“我對自己說，也許，我還可以寫作。此前，我曾寫過一些書，但都被我拋棄了。我甚至忘了書名。《副領事》則不一樣，我從未放棄過，至今，我還常常想到它。”[28]“這是一本我自己想寫的書。”關於那個渾身上下滿是虱子的女乞丐，杜拉斯不止一次在自己的作品中講到過，她曾經在《抵擋太平洋的堤壩》提到過：“母親……最後收養的是個一歲的女孩，是她從路上的一個女人手裏買來的，這女人一隻腳有毛病，用了8天時間從朗鎮來到這裏，沿途她一直求人收養她的孩子，她路過的村莊裏，人們告訴她：‘一直走到旁代去，那裏有個白種女人對孩子感興趣。’那女人終於來到這塊租借地。她向母親解釋說她的孩子是個拖累，使她無法回到北方去，她絕不可能把孩子帶到北方去的……她用傷腳的腳尖走了35公裏路，為了把孩子帶給母親。……她本想把孩子還給這個女人，但是這個女人還年輕漂亮，還想好好地生活，所以固執地拒絕了母親，母親隻有留下小孩，已經1歲的女孩看上去隻有3個月”[29]當時還是小學教師的母親收養了這個孩子，但孩子不久便死了。女乞丐的形象始終縈繞在杜拉斯的腦海中。直到她寫作《情人》時，又一次觸及到這個讓她恐懼不安，卻又難以釋懷的女乞丐：“永隆一條長長的大街延伸到湄公河的岸邊。入夜以後，這條大街總是空無一人。那天晚上，幾乎像每個晚上那樣，突然停電了。……於是我拔腿就跑，因為我害怕黑夜。我越跑越快。突然，我似乎聽見後麵有人跑。我肯定後麵那個人正跟著我跑。我一邊跑，一邊回頭看。一個又高又瘦的女人邊跑邊笑，瘦得像幹屍一般。她光著腳丫，緊跟在我後麵，想把我抓住。我認出了她，她就是鎮上的女瘋子，是永隆的女瘋子。……”[30]1966年《副領事》發表後，杜拉斯在3月23日接受了電視台那位在《勞兒·維·斯坦茵的迷狂》發表時采訪過自己的記者皮埃爾·杜瑪葉的電視訪談。當記者問到女乞丐是誰，她在什麽地方認識她時，杜拉斯這樣說道：“一個跟在後邊追我的人。從我……從我10歲那年起，……那時我的母親是小學教師。有一天，她來了，聽說我母親收小孩，她走了幾百公裏，帶來了一個已經無法養活的孩子……”26年後，杜拉斯再次談到孩子時淚流滿麵：“我的母親把孩子交給了我，對我說：‘你去照看她……我沒有時間。’我讓人喂孩子，我開始喜歡她。有一天，人們發現她死了……我還沒能夠……（杜拉斯哭了）”“女乞丐一半是女人，一半是野獸，像扔掉熟透的水果一樣遺棄了自己的孩子，她穿越田野，不是尋找自己的孩子，而是把自己永遠趕出家門的親生母親。”[31]因為貧窮、苦難，才有了孩子的死亡，才有了乞丐和麻風病……杜拉斯又是如何把副領事和女乞丐放在一起的？“副領事確有其人，他是杜拉斯的大學同學，後來成為外交官，才被調往孟買。他叫弗萊蒂，在調職前回巴黎短暫停留，杜拉斯的朋友都見過他。……當時的背景是昂佛爾實驗室對精神病患者做一次大型調查，他們建議馬蘭·卡爾米茨和作家合作，拍攝一部半個小時的影片。第一個主題是酗酒，卡爾米茨想到了瑪格麗特，……她很快接受了這項神奇的任務。……但是瑪格麗特回到了這個男人的故事上，……”[32]兩個真實的故事被杜拉斯用文學糅合在一起：“‘我必須徹底編造一個加爾各答，它的悶熱，到處都是風扇，它們像受傷的小鳥發出颯颯的響聲，還有一個曾經見到過的年輕女人的愛情。’”杜拉斯在談到與副領事的關係時這樣說：“他朝薩裏瑪的花園裏開槍，裏麵有麻風病人，有狗。夜晚他朝拉合爾的苦難開槍，因為那裏有苦難……”“寫副領事。我不得不花了三年時間創作這本書。我不能談論它，因為任何外來幹預，任何‘客觀’意見都會將這本書一下子抹去。如果我采用另一種寫作方法，一種被修正的寫作方法，就會毀掉這本書的寫作，毀掉我對這本書的所有思想。”[33]不管是早期的《抵擋太平洋的堤壩》，還是獲得龔古爾文學獎的《情人》，女乞丐的故事都屬於杜拉斯在敘述家庭或者個人生活中的要素之一，都圍繞著其他人的故事。但是在《副領事》中，她卻成為主人公，她的故事與副領事的故事交織在一起。這是一部壓抑了很長時間才得以公開的故事，也是杜拉斯心頭的難解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