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杜拉斯作品中震撼人心的情感是來自於自身的生活經曆，那麽她在藝術上所達到的高度卻是通過自身不懈的努力獲得的。杜拉斯自《厚顏無恥的人》起，就積極努力學習和嚐試各種創作，早期是模仿現實主義大家的作品，中期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創作方法上都大量借鑒心理小說、存在主義，最終形成自己獨特的創作風格，贏得身前身後名的還是“新小說”。其實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她就以差點獲得龔古爾文學獎的《抵擋太平洋的堤壩》贏得廣大讀者的喜愛。1984年《情人》出版，奠定了她在整個世界文壇的地位。她去世後，有關她的各種研究著作和傳記不斷問世，讀者對她表現出越來越濃厚的興趣。
在中國，大眾是通過讀王道乾翻譯的《情人》《琴聲如訴》《廣場》等經典譯本而開始了解杜拉斯的。在《情人》中文版出版之前，《世界文學》《外國文藝》上已刊登了一些杜拉斯的作品，《琴聲如訴》等深受眾多讀者喜愛。接著，在中國出現了兩次聲勢浩大的“杜拉斯熱”。第一次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王道乾譯《情人》為發端，當時杜拉斯的《情人》剛剛獲得龔古爾文學獎，加之20世紀80年代中國特有的文化背景，杜拉斯的“現代”思想、“前衛”藝術都深深地影響著當時剛複蘇不久正在尋找新出路的中國文壇，其中包括史鐵生、張賢亮、王小波、遲子建等多位作家。英年早逝的作家王小波生前多次在隨筆中談杜拉斯及其作品，認為杜拉斯的小說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小說，並承認杜拉斯對自己的影響。第二次“杜拉斯熱”是1992年由梁家輝、玉珍·瑪琪主演的電影《情人》為引領，作品由對少數精英作家啟蒙影響轉向公眾和大眾層麵。如果說第一次影響主要接受杜拉斯小說反道德形態著重表現人的愛恨情欲，並吸收其“新小說”創作的藝術手法的話，那麽，第二次更多的是學習以自傳方式**女性關於自我、原欲等隱匿在女性內心深處的精神世界。主要以林白、陳染、衛慧、安妮寶貝等一批“新生代”女作家為代表，她們大膽地以自白方式**女性各種隱私的做法，無不受杜拉斯作品的深刻影響。衛慧在談對自己影響最大的作品時，毫不猶豫地把杜拉斯的《情人》排在第一位。虹影甚至認為，“中國的女作家都受杜拉斯的影響”。進入新世紀，特別在杜拉斯去世十周年之際，中國出版了大量關於杜拉斯的係列作品、傳記、研究文集，並舉行了眾多紀念活動，這再一次證明杜拉斯在中國的影響廣泛而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