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小說家的加繆，其成就在20世紀的世界文壇上是極其卓越的。但作為哲學家的加繆，學術界對他的評價卻並不很高，評論家約瑟夫·祁雅理說：“加繆在哲學上的地位和重要性是微不足道的。”[2]而加繆的老對手薩特在《反抗者》的論戰中，嘲笑加繆在哲學上是個外行。
加繆公開聲明他自己“不是一個哲學家”。他清楚地知道，相對於“體係嚴密的存在主義哲學”，他更願意“探討怎樣行動”。加繆固執地堅持對生活本身的意義及人類命運、同時代人的生存問題的關注，對存在、死亡、荒誕等問題的現實意義的思考。可以說，加繆的哲學是從藝術家的角度，把文學創作與哲學思辨糅合在一起的哲學。
如果說“荒誕”是一種認識，是對現狀的忠實描述，而“反抗”就是一種主張，是對“荒誕”現狀的反抗。加繆的小說《鼠疫》體現了反抗精神，體現了作者對集體反抗的承認。薩特提倡的是人對各種事情的“介入”，然而正如雅斯貝爾斯所說，多數情況下我們不是“介入”，乃是一種不得不這樣的“卷入”。加繆自己曾說，“《局外人》寫的是人在荒謬的世界中孤立無援，身不由己；《鼠疫》寫的是麵臨同樣的荒唐的生存時，盡管每個人的觀點不同，但從深處看來，卻有等同的地方。”《局外人》的主人公莫爾索和《鼠疫》中的主人公李爾醫生麵對同樣荒謬的世界時，態度完全不同：莫爾索冷淡漠然，麻木不仁，連對母親的逝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著局外人的態度；李爾醫生在力搏那不知從何而來的瘟疫時，雖然有時感到孤單絕望，但他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就是跟那吞噬千萬無辜者的毒菌作鬥爭，而且在艱苦的搏鬥中，他看到愛情、友誼和母愛給人生帶來幸福。李爾醫生不是孤軍作戰，他最後認識到隻有通過一些道德高尚、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無忌憚的瘟疫，人類社會才有一線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