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典範的人文主義者的文本，時間上跨越了英國維多利亞晚期無產階級意識的興起到二戰期間全球生活國際化。筆者認為，通過對他們的教育話語的持續解構，我們已經見證了一個長盛不衰的範式，它以審慎而微妙的強製手段塑造了他們據稱超然無執的研究方式。據說這種範式能夠以其引力中心調適任何一種曆史危機所引發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政治的迷亂。這一範式可以通過文藝複興而溯源到羅馬共和國人文主義，最後溯源到晚期希臘的柏拉圖。當然，同他們的先輩們一樣，三位人文主義者都無不認為，這一範式即“同心圓”，乃是完美或美本身的象征結構。但是，筆者已經有言在先，人文主義者先輩們所仰慕的範本更是悠悠天鈞，朗然如日，這個範式同時也是“大寫權力”的象征結構與多元動因，能夠通過限製、規訓以及壓服曆史危機所催生的他者（差異）之破壞潛力，從而讓危險煙消雲散。
譬如說，假如把福柯的邊沁功利主義全景監獄譜係（以及啟蒙時代矚望的規訓社會）向曆史深處延伸，直至文藝複興人文主義烏托邦思想家康帕內拉（Campanella，1568—1639）理想化的圓形城市，以及人文主義建築家/設計師阿爾伯蒂（Alberti，1404—1472）、費拉雷特（Filarete，1400—1469）、馬爾蒂尼（Martini，1439—1502）、喬孔多（Giocondo，1435—1515）、卡塔尼奧（Cataneo，？—1519）的建築圖案，我們就可以一覽西方完美與權力之間的持久關聯。結果表明，這些以圓形幾何學為範本的理想人文主義城市，在文藝複興到啟蒙時代的實踐中，必然漸漸成為理想的堡壘。簡言之，從康帕內拉的烏托邦太陽城，到沃邦（Vauban）為路易十四設計的阿爾薩斯圓形城堡新布裏薩奇（New Brisach），有著一脈相承的傳統。將文藝複興人文主義話語轉化為社會政治的工具之所以成其為可能，原因不隻在於，同心圓式的理想城市，同抵禦外敵而穩紮穩打地建構複雜防禦技術係統，具有內在的一致性。而且還有更為重要的原因，如費拉雷特為他的恩公米蘭僭主弗朗西斯科·斯福劄（Francesco Sforza）設計的“斯福劄城”所表明，那就是因為嚴格的圓形的美的建構容易在圍牆之內造就一個放射、區隔以及等級化的空間，這一空間無論如何優美雅致，都是為了易於“培植”“監視”“管製”以及審美的精雕細刻。“美麗的城市”為組織物理空間提供了完美的幾何學，不僅要保證其中的居民肉體的“幸福”，而且還要保證他們精神的“健康”。換言之，美的建構，屬於空間且被空間化，保證了以規訓的辦法合乎紀律地將潛在具有破壞力量的人改造為好的公民：能幹、馴良、可靠，堪為抵禦內外危險敵人的衛士。美麗的圓形城市，本質上就是權力的城市。[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