媵妾製的原初邏輯是服務於父權製家庭傳宗接代的要求。在中國文化的設計與踐行中，夫婦應生育子嗣，延續香火。盡管戰國晚期以後，在法律和禮教的脈絡中，遵行一夫一妻製，但實際上，男子卻可另娶一房乃至幾房妾。雖然在帝製時期，一些男性是在關切的父母和無子的嫡妻敦促、請求下納妾的，但也有些男性納妾是乘機滿足自己逐歡漁色的貪欲，炫耀財富、門第，甚或隻為請人料理家務。而正室們對納妾有的接受，也有共謀和反對的，態度頗見差異。
曆史地看，就納妾而言，因階層乃至地區的不同，存在著不同的模式。兩宋（960—1279）時，納妾之風遍布士林。及至明（1368—1644）、清（1616—1911），不僅鍾鳴鼎食之家姬人成群，即區區寒士也蓄一二侍妾以應門、延嗣。[3]對此，男性的態度不盡相同。一些將之視作當然，一些則唯與妻子相悅終老，隻有少數對其反對、撻伐有加，個中卓犖者如早期的女權倡導者俞正燮（1775—1840）。[4]十八九世紀，一麵是蓄妾風行，一麵是疵議之聲盈耳。在吳敬梓（1701—1754）的《儒林外史》和李汝珍的《鏡花緣》中有很多嬉笑怒罵的相關橋段，作者對果敢、機智、拒為人妾的女子與不棄糟糠的專情男子頗致讚美，對淪為媵妾、寄人籬下的女子亦深具同情。《儒林外史》中講述了才女沈瓊枝的故事，沈父（大年）受鹽商宋為富誆騙，以為其將聘女為妻，不意彼實欲納女為妾。瓊枝堅決不肯伏低做小，乃逃去南京：鬻字售詩自給。[5]而《鏡花緣》中，海盜之妻則在指摘其夫“討妾”之頃暢言性別平等。當海盜欲將所擄三女納為妾時，盜妻怒斥其無情無義，並要為自己置三名男妾以示公平。[6]
在白話小說和民間故事中，出現了兩種習見的類型化的媵妾形象。一種是寡廉鮮恥、殘忍無情、工讒善妒，為爭寵無所不用其極。一種則恰成對照——被侮辱與損害，飽受怨毒的正妻與其他小妾折磨。女性的嫉妒是一夫一妻多妾製婚姻體係中不可避免的結果。[7]白話小說《金瓶梅》和1993年張藝謀執導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刻畫姬妾時都駕輕就熟地搬演父權左右下的妻妾等級體係中性別與權力激**之黑暗。[8]據對20世紀上半葉香港為妾女性的人種誌研究，人類學家Rubie Watson認為被侮辱與損害的小妾形象與身處其境的女性之真實體驗更為接近。[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