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柳如是、沈彩身上，我們看到，性別體製對位於社會等級底層的女性頗多阻礙，但也提供了一些機遇使她們中一些人獲得讀寫能力、擁有文學聲望。它給了她們“側室”，一個儲滿可能性的空間。這可以被讀解為儒家性別體製中的某種因應女性共謀的彈性。[102]在寫給一位鄰家少女——可能是一個虛構的對話者——的詩中，沈彩為既為求知向學亦為作為女子的滿足感辯護：
答鄰妹
長嘯月當窗
微吟日卓午
鄰妹謂餘曰
讀書徒自苦
多謝鄰妹言
餘心慕終古
譬如蜂釀蜜
性命藉為主
千函敵百城
萬事輕一羽
但願長如此
來生仍老姥[103]
一如在其他媵妾文本中所見，沈彩的詩文對其自身及其所處環境亦表現出頗為正麵的態度。這些媵妾是幸運的，獲遇佳偶，得到她們的主君甚或正室的不可或缺的幫助。然則她們的幸運遮蔽不了另一事實：媵妾們的境遇判若鴻溝，在光譜的另一端，則有馮小青、李淑儀，這些遇人不淑者在。在包辦婚姻中，文學女性甚乃正妻身罹不幸的事例也指不勝屈。但我們仍可究詰文本生產給這些身份低微的女性帶來了何種意義，而沈彩的經曆就是生動的例證。在很多畫卷題跋和鑒賞劄記中，沈彩都體現出一種主體地位和作為藝術批評家的十足權威。這種被賦權的主體性在很多未加討論的媵妾作品中亦有呈現。作為社會地位低微的群體，這些身為媵妾的詩人、作家提供了一個有關有限能動的範例：她們借由文學素養改寫了臣屬架構中自身的主體地位。
（作者單位：加拿大麥吉爾大學；譯者單位：新華網教育頻道媒體文化創意人，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編輯）
[1] 關於周代媵製，見《周禮注疏》，7、46～48頁，《十三經注疏》卷一，阮元，684～686頁，北京：中華書局，1980。關於媵妾、娼妓史，見王書奴《中國娼妓史》，上海：生活書店，1935。關於早期媵妾史，見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33～36頁、59～60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劉增貴：《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妾》，載《新史學》，2.4（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