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馬寧（Ning Ma）/文
黃蘭花/譯[1]
小說同歐洲後啟蒙時代特定的曆史、思想、審美意識內在關聯，難解難分，故而已獲得了“歐洲中心主義嫡親”文體的美名。[2]因此，通常認為，當適用於非西方傳統的研究時，這個術語除了提供這個詞外，沒多大意義，事實上，隻是一個便利地用於散文小說的標簽。在小說的跨文化探究中，似乎終極目標在於消除這個流派史實性混亂的範疇。然而，實際上，本文有方法有意義且更為有效地喚起小說的這種概念及其超出了歐洲和北美語料庫的曆史。在這裏，筆者的論點的核心是打算把16世紀中國的名著——《金瓶梅》[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3]與丹尼爾·笛福《魯濱孫漂流記》（1719）進行一番比較——第一個主要的論文是伊恩·瓦特那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專題論文《小說的興起》[4]中的論述——類似地論證了一項開創性的“現實主義”，也因此誕生了一種小說的敘述傳統，這種傳統源於快速發展的經濟對意識形態的影響。雖然瓦特的論文中關於小說的社會起源的論點證明跨文化的適用性吸引了很多關注，這個中國的例子同樣也回答了瓦特的論點的一些重要方麵，在對比了《魯濱孫漂流記》中的描繪，它還是完全代表了經濟發展的教訓。
在我們對這兩個文本進行比較之前，首先有必要略述一下概念上作為曆史題材的小說的上下文相關的研究。英語單詞中“小說”作為一個文學術語的習慣用法可以追溯到17世紀末18世紀初。它用來指定一個新的描述非英雄人物生活的散文小說，這裏普羅大眾的個體生活代替了曆史的和傳統浪漫主義的聖徒傳奇。“小說”最顯著的特征是其進化的過程，正如瓦特那著名的表述，是它的“形式寫實主義”。使得瓦特的研究得以真正有意義地呈現得益於他廣泛的調查，這些調查深入到小說中資本家，利己主義產生的曆史基礎。雖然在最新學術方麵遭受到大量的批評指責，破壞了目的論的偏見，然而直至今日，瓦特的文章仍為小說的形成提供了很有價值的研究結果，這種研究把審美和物質原因與社會經濟結合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