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中國傳統結構中占主導地位的是儒家價值體係，但《金瓶梅》中對利己主義的衝擊絕非中國特有的文化——從莎士比亞到狄更斯等很多的西方作品都在表達對這種物質利己主義的反感。事實上，在世界文學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笛福的小說中關於物質利己主義的歸屬問題是個例外。由於這種意識形態的特點，《魯濱孫漂流記》的敘述可以看做是資本主義個人的神話。[22]換句話說，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曾指出這個“第一本英語小說”表達了從15世紀開始歐洲世界裏最異乎尋常的一種文化態度：即出現了“一個以資本不斷積累為驅動力的係統”。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沃勒斯坦坦承援引保羅·斯維奇，這是個“令人費解的問題。”[23]雖然它的起源可能仍然是不明朗，令人費解的問題，全新的資本主義增長在18世紀早期的英國文化中普遍存在，並且滲入到通俗小說。與此同時，《魯濱孫漂流記》中精心設置的敘述策略呈現了物質利己主義將麵臨緊迫感，暗示了這部小說資本主義邏輯的明確化仍不穩定，在文化框架內仍有很大的爭議。
《魯濱孫漂流記》關鍵的敘述策略是采納物質利己主義，包括挪用亞曆克斯·塞爾柯克，一個漂流者依靠自己獨自在爾南德斯群島上幸存下來的真實的故事。這種策略減少了主人公服務於小說意識形態的“自然狀態”，因此允許他的物質需求在“必要”或者生存的情況下合理化。然而真實的漂流者亞曆克斯·塞爾柯克在1709年被營救的時候，不僅身體羸弱，精神恍惚，甚至幾乎忘了如何發聲。而在笛福的小說中以他為原型虛構的人物不僅成功地塑造成頭腦清醒，身體健康，而且還能很好地維持基本的生存：用凱羅爾·霍利亨·弗林的話來說就是主人公“供養自己的要求變得越來越複雜了。”在他到無人島不久之後，起初他認為自己是大自然的無助的“俘虜（Defoe，71），隨後變成統治者，他周圍環境的主人，他開始勞作，就像他所說的，兩個大農場”——一個家居的圍場也被他稱為“城堡”，一個花園般的休息地，他“鄉村的所在地”（Defoe，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