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和笛福小說中的性經濟是導致人與人親密關係“物化”的結果。在這些敘述中，相同的具體過程都破壞了另一個重要的人類關係，即親屬關係。正如克裏斯托弗·弗林特已經觀察到的，笛福的小說全是“自傳體形式，所有的開始都是從一個家庭中逃離出來。”人們注意到，笛福癡迷於家庭的破碎是因為他認為物質利己主義是合法的，這種合法化需要廢除所有的社會製約，其中最基本的是父子關係。魯濱孫·克魯索硬是單方麵決定離家出走，這是他逃離整個社會的前奏，是笛福文學形象中一個典型的表現。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敘述，是為了使家庭關係最少可能的引起主人公的注意：他的父親，兩個哥哥，妻子和孩子都隻有幾句簡短的介紹。小說中的其他角色被提到大部分都是與克魯索的生意有關，這些人物在交易結束後都會漸漸消失。唯一例外的是星期五這個人物，是主人公為了確立自己“主人”、族長身份而被殖民的對象。這在根本上是不平等的關係，在他的世界裏代表著一種人類關係，主要是毅然放棄了國內原有親屬關係的克魯索在控製。
相比之下，《魯濱孫漂流記》是自己在講述一個人的冒險故事，而《金瓶梅》裏有大量的人物，並且通過一個全知的敘述角度來展開。表麵上這是一個“家室小說”，講述的是西門慶的日常生活。然而，仔細一看才發現，敘述中心中的“家庭”與中國傳統那種幾代同堂，妻兒同住，並在左右服侍的日常生活的截然不同。我們應該注意，西門慶家中盡管人丁興旺，但基本上沒有直係家屬。當主人公第一次出現時，我們看到他的雙親已不在人世，並且也無兄弟姐妹。最有可能是他父母選的第一個妻子也已經死了。因此，主人公並沒有過去家庭的牽絆；他新的家庭成員完全是依據他自己的經濟、社會地位和**來選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