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亞曆山大·比克羅夫特（Alexander Beecroft）/文
呂雯/譯 王欣伊/校
即使是在最佳的時期，同階段的東亞文學在世界文學中所處之地位也是頗受爭議，當歐洲語境下發展出的模式與在非西方世界中應後殖民大潮而生的模式，二者遭遇以東亞為代表的特殊文化、政治環境的時候，兩種模式是否能得到有效運用不得而知，特別是在受到早期文學傳統連續的健康的發展之影響時，更是難以判定。因此，舉例來說，在弗朗哥·莫瑞蒂關於小說傳播方麵的作品中，他所視為諾曼時期英用法語的核心的通過歐洲模式與本土內容結合而生的，這樣的結果被評價為對中日現存小說模式意義徒勞的殷勤。[2]不寧唯是，帕斯卡爾·卡薩諾瓦《文學的世界共和國》（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一書認為，在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來的非殖民地化時代到來之前，將亞非視為整體是無法切入文學本體的。[3]然，世界文學諸多理論，事實上都是歐洲文學的常用理論，其次才是已被歐洲世界係統融合的非歐洲文學，使得毫無詮釋餘地，例如，亞洲內陸文學關係，以世界係統角度觀之，是聯係邊緣文學的次要紐帶。這一問題在我們轉向現代主義前期時變得更加複雜，很難解釋說歐洲模式處在文化傳播是政治或經濟的副產品這樣一個環境下，例如文言文和中國古典文學在東亞的傳播。顯然，新模式需要考慮到現代化之前東亞的文化傳播與流通的習慣以及將這些習慣與全球模式相聯。在早期作品中，基於對“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更世界化潮流的考慮，筆者已經試圖繪製出一個更普遍的模型，接下來，筆者將嚐試將這一藍圖雕刻成形。[4]以舉一些普遍的知識語境和背景為始，隨後筆者將細細分析文本，這一文本從現代化之前的世界文學角度來看十分引人入勝，並且可以特別證明現代化前期世界大同的交叉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