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子》在提升佛教地位和挑戰儒學思想慣例的最突出的方式就是關於它所提出的宇宙地形問題，它質疑了中心的概念，這個問題在這一時期已經成為中國地理意識形態的一個關鍵因素，正如中國名之中國，乃“中心之國，”被證明早在公元前2世紀就已經使用了。[18]《牟子》開篇伊始，中國就是偏離中心的；第1章是對佛陀生平的簡短敘述，告知讀者佛陀生於印度，印度則是“天地之中”（I：3 b），就是“天與地的中心”。這一要點在14章得到更加細致的闡述，為的是在麵對“萬般皆下品，唯有中國高”的信仰體係時為佛教進行辯護。這裏，公元前4世紀權威的曆史著作與注釋，《左傳》，似乎就被暫時引用來以類推之法解釋中國並非中心：
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觀之。漢地未必
為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I：I2 a～b）
[《左傳》說，“北極星在天的中央，在人類居住地的北邊。”由此看來，漢朝所轄的地域不一定居於天地的中心。根據佛經所說，“上下左右、四麵八方，凡是血肉動物，都灑蓋在佛的教法中。”]
有趣的是，《左傳》中並沒有記錄我們所討論的這段篇章，也根本沒有記錄文中所提及的北極星；這段篇章也許會讓我們憶起《論語》2.1，在《牟子》第18章便援引了《論語》，用類比來維護文本本身對修辭轉義的偏愛：“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孔子說，‘以德行（德）來治理國家，就像北極星一樣安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其他的星辰便會自行在周圍旋轉運行’”]。
換言之，《牟子》似乎是通過對儒家經典偽造般的引用從而達到了將中國在宇宙秩序中的去中心化，更進一步地將這些文本去模式化。這一篇章反而表明了強調的不僅僅是北極星的向心性，而是通過連接向心性與德治（即是說，儒學家）並且從人類視角出發，對北極星的非中心位置表示了沉默，也就更加強化了儒家的倫理觀點以及地理中心。此時《牟子》繼續置佛陀於世界中心，加之將佛陀轉變為理想的儒家統治者同時堅持佛教麵對儒教時的優越性和中心位置。《牟子》中明確地引用了《論語》第18章為類比運用作辯護，這貫穿了整個文本從而鞏固了14章用到的隱式類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