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牟子》的分析將我們帶回到世界大同主義交叉縱橫的問題上來，也帶回到麵對這一交集引發的關於世界文學更普遍的討論的容忍上來。如我們所見，《牟子》代表了兩種世界大同主義傳統（佛教和儒家）的複雜交匯。這部文本擅用源於儒家和道家傳統的修辭來攻擊這些傳統並且在印度和佛教確立和諧的中心位置，同時通過運用道家語言和意象使之存在於中國傳統之中從而將佛教作為以道家替換儒家的一個工具。
這個複雜的雙重步驟提供了一個有趣的切入點，我認為，可以在更加普遍的角度上考慮世界大同主義世界觀之間的互相作用。相互競爭的世界大同主義之間政治經濟實力的平衡並不能確保雙方的勝利。東漢末年，儒家意識形態在王室中達到一個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王室和地方，這樣的地位一直保持到傳統時代結束。與此同時，東漢晚期（序言所示的《牟子》成書時期，當然也是在它的討論中凸顯的時代）逐漸滋生的不安定極大地破壞了儒家意識形態的功效、儒家意識的正統性和領導性，這有利於道家的製度化和千年的模式形成以及有利於佛教的傳入。在這層意義上，佛教在這一時期破天荒的擁有了在中國語境下立足的機會，而且作為源於千裏之外通過不穩定的字符文本和翻譯傳播而來的信仰，簡直不可能在中國文化世界成為一個支配力量。佛教也不可能依靠任何政治、軍事、殖民或者經濟勢力來鞏固它的智力、精神和文化力量。
同樣的，通過《牟子》可見，傳統中國文化與佛教的相遇時刻是文化接觸與傳播中一個值得注意的插曲，這種接觸傳播不是常規的征服、移民或者貿易。思想與文本的大潮完全地是單方麵的（因為道家和儒家都沒有對印度有重大影響），而且無疑地沒有一種行為與政治有關。與此同時，我們同時代的文化霸權模式，作為帝國主義或者經濟全球化的副產品，在這裏毫無用武之地。甚至連波洛克的“梵語大都會”都至少需要修改：即波洛克發現的一種聲望語言的傳播有助於其在審美再現中確保地位，因此聲望語言代替本土語言，在這個例子中，書麵中文（外來傳統語言，終究）不僅保持了它在審美泛化力量上的獨尊而且在事實上作為佛教本身傳入中國（這就提供了一個對比，例如在伊斯蘭中阿拉伯語扮演的角色）的唯一媒介。在這兩種世界大同主義相互作用中，一種（佛教）在內容層麵（一如所示，並沒有儒家大同主義逆流入印度）上占優勢地位，而另一種（儒家）則在語言層麵上勝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