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此文開篇的引言，從某些方麵而言，以上引文無論對於當時的中歐，還是遙遠的中國，都具有現實意義。在德國，這些文字刊載不久，希特勒上台，人文精神在德國失去了棲身之所。中國的形勢雖有所不同，但也是一片陰霾。在此之前，中國的一位哲學家（本文稍後將會提及）也發出警世恒言：“現在國民黨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為政治上的設施不能滿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卻是因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幹燈草盡之時。”[1]
這些言論，至少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在1949年基本上成為事實。在此期間，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依次經曆了東三省淪陷、五次“剿共”、抗日戰爭和內戰慘敗。在1933年至1945年，西歐、中歐和東歐都處於曆史上最黑暗的時期。
不過，從另一個方麵來說，開頭的引文並不完全準確。在這段黑暗的歲月中，歐洲哲學被盡可能地介紹到中國來，其範圍之廣、速度之快，著實令人感慨。自萊布尼茲到黑格爾[2]的歐洲哲學家都曾經從中國哲學中汲取養分，歐洲也以其群星閃耀的思想家如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尼采、馬克思、恩格斯、歌德和托爾斯泰等來回饋中國。[3]
盡管不像那些赫赫有名的歐洲思想家那樣廣為人知，斯賓諾莎（Spinoza，1632—1677）同樣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關注。其實中國人對斯賓諾莎並不陌生。早在1902年，梁啟超（1873—1929）就曾寫過《斯賓諾莎學案》[4]；孫中山也把他尊為達爾文的先驅者；斯賓諾莎還是“創造社”所有成員最喜愛的作家之一（參見創造社[5]成員鄭伯奇[6]的相關文章）——至少對郭沫若（1892—1978）而言確鑿無疑。他是通過歌德而接觸到斯賓諾莎的哲學。他曾回憶說自己讀過《斯賓諾莎倫理學》（Ethica）、《神學政治論》（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和《知性改進論》（Tractatus de Intellectus Emendatione），大概是“直接或間接閱讀”了有關斯賓諾莎的相關書籍。[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