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學》中亞裏士多德首先指出了教育的重要性。他說：“少年的教育為立法家最應關心的事業。”[4]因為少年的未來，就是城邦的未來。因此，教育便顯得更加舉足輕重。對於以上論斷亞裏士多德給予了兩項理由，其中之一即為：邦國如果忽視教育，其政必將毀損。[5]這裏亞裏士多德又將教育的重要性提升至邦國興衰的高度，忽視教育即會出現不認真的教育或者不以優秀的教育方法育人等問題，這樣的做法隻會誤人子弟、結出惡果，卓越公民的培養便無從談起，因而城邦也會日暮途窮。
在城邦構建及治理的方法上，亞裏士多德的許多觀點高瞻遠矚，甚至傳至今日依然德厚流光。亞裏士多德強調政治共同體的確立應以高尚的行為為目標，而不僅僅是為了共同生活。[6]即一個城邦共同體應該以謀求公民高尚的素養、完善的德性為追求的目標，絕非解決了最基本的溫飽問題即可。高尚行為和完善德性的養成需要教育的內化。因而，至善城邦的具體教育方法之一終將落實在具有重要而獨特價值的音樂教育之上。音樂教育對於卓越公民培養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兩方麵。其一，音樂教育對於公民內在德性之培養。其二，音樂教育對於公民外在高雅生活方式之養成。
首先，音樂教育的價值體現在對於公民內在德性的培養方麵。亞裏士多德在《政治學》中談到音樂教育對於公民的效應多見於以下三種看法。
第一，作為娛樂和憩息，音樂的效應在於靈魂的非理性部分。[7]
亞裏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指出，有人認為音樂的作用，有如睡眠和酣飲，隻是娛樂和憩息（弛懈）。在一般人看來，睡眠和酣飲是日常生活中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並不是什麽高尚之事。因而，有人將音樂、睡眠、酣飲和舞蹈一並列入——看作是可以消釋勞累、解脫煩慮、怡悅自我的舒適之事。正如歐裏庇得斯在《狂歡者》一書中將睡眠、飲酒、音樂並列講到“遣愁賴有此。”在荷馬的《伊利亞特》中亦將音樂與睡眠與酣飲並列。皆為放鬆之樂，以求憩息或弛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