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豐八年（1085）二月，宋神宗病危，無力繼續執政。三月一日，其母高氏垂簾聽政，宣布立宋神宗第六子趙煦為皇太子。三日之後，宋神宗去世，年僅10歲的趙煦即位，改元元祐，趙煦即宋哲宗。因為宋哲宗年幼，高太後繼續執政。在宋哲宗即位大典之上，高太後就向群臣表態說：“子繼父業，其分當然！”[15]然而，高太後一直傾向於保守派的政治立場，她臨朝之初，就迅速召回了因反對變法而遠走洛陽14年的司馬光，進而在司馬光的一力推行下，廢新法，複舊法，貶黜流放變法派的核心成員。元祐初，一年之間新法盡廢，史稱“元祐更化”。王安石和宋神宗19年的心血終告失敗。
[img alt="" src="../Images/image456-1.jpg" /]
圖15.3 司馬光像
司馬光是王安石變法最主要的反對者。變法施行之初，他就以“蕭規曹隨”為例，提出“祖宗之法不可變也”的主張。宋神宗不接納他的意見，故而新法施行的十幾年間，他始終居洛陽，編纂《資治通鑒》，但他在朝野上下一直都有很大的號召力。宋神宗去世之後，司馬光從洛陽趕赴東京開封奔喪。雖已遠離政治核心10餘年，但顯然當時都城汴京（今河南開封）的民眾對他並未忘懷。史載：“（光）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殷切之情讓人動容。這固然與《宋史》作者的思想傾向有關，但新法弊端激起的民眾反感也應當是確有其事。喪禮之後，高太後很快就與他取得了聯係。高太後“遣使問所當先”，司馬光毫不猶豫地說：“開言路”，希望高太後廣開言路，聽取在熙豐年間被排斥的保守派士大夫的意見，很快就“上封者以千數”。司馬光自己也連上奏劄，斥責王安石變法的諸項弊端，他尤其反對青苗、免役、將官之法，將其與西北兵禍合稱為“四患”，稱“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16]。他痛斥王安石變法，認為是“舍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為愛民，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17]。司馬光對熙豐新法的諸多批評，固然有意氣的成分，但變法施行十幾年來，確有很大失誤，“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18]。司馬光在某種程度上，確實代表了當時很多民眾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