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秦漢以來，封建製度在整個中國社會居於主導地位，政治、軍事因素對於城市的等級和規模影響極大。隨著城市吸納外來經商人員的增多，為了便於官方控製管理，城市中形成了嚴格的坊市製度。例如，唐朝都城長安，皇城在城市最北麵，在皇城的對麵為百官、市民居住的地區——坊，皇城左右兩廂為商賈百工聚居的貿易區，即東、西二市，城市布局體現了坊市製度的典型特征。而到了10世紀初，隨著城市人口增加、商業擴展與繁榮，這個製度逐漸難以維持，經濟因素對於城市管理製度的衝擊日益凸顯。至後周時，即已出現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所至，絡繹無窮”[1]的景象。坊市的布局已逐漸不能適應城市與商業發展的需要。宋初雖對城市進行了擴建，但仍不能滿足社會需要。按照舊的坊市製度，“京師街衢，置鼓於小樓之上，以警昏曉”[2]，這種街巷鼓樓是專門為關閉坊門而設立的。可是到了宋神宗年間，已是“二記以來，不聞金鼓之聲”[3]，這意味著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實際需要，坊、市之別已經不再那麽嚴格，街衢上到處可以開設店鋪，時間限製也被衝破，出現了日益繁榮的“夜市”經濟。而由於城市居民增多與商業的迅速發展，店鋪開設越來越多，甚至侵街占道，阻礙交通。同時商業發展也推動了城市的擴張，商業店鋪突破城牆的限製，在城門外建立定期的貿易場所——草市，宋朝政府對此也予以認可。周邊草市的繁榮發展，日益形成了城牆外的新市區，如南宋鄂州（治今湖北武昌），“市邑雄富，列肆繁錯，城外南市亦數裏，雖錢塘、建康不能過，隱然一大都會也”[4]。南宋詩人薑夔曾讚歎：“武昌十萬家，落日紫煙低。”（薑夔《春日書懷四首》）南市甚至成為鄂州的主要市區，這是打破城郭限製之後，城區發展所展現的一種新的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