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隨著城鎮人口的增多與所占總人口比重的上升，城鎮居民的人口階級構成較前朝更加複雜。細分起來，宋朝城市中主要居住了以下幾類人。
首先是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室。汴梁、臨安等地居住著宋朝最高統治者及其後宮係統。[16]以皇帝為中心，後妃、宮女、內侍等，組成了最龐大的家庭。宮中還設立了六尚書、二十四司內侍等機構負責皇帝與後妃的飲食起居。其中光禦廚的編額就有“勾當官四人”，“食手、兵校共千六十九人”。在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體製下，宋朝皇室高居全國臣民之上，至高無上的權力提供並維持著其源源不絕、享用不盡的財富。同時，宋朝皇帝還是經濟上最大的地主，如早在宋太宗時，汝州（今屬河南）即有汝州稻田務，這裏的水稻歸宮廷享用，土地為皇室直接控製；此後如宋真宗、仁宗時汴梁附近的禦莊，也是皇家所有的莊田。禦莊在南宋還有進一步壯大的趨勢。南宋高宗及其後妃帶頭大設“禦莊”，連王安石家在宣城（今屬安徽）、蕪湖的土地也被強買過去。宋理宗時，以“禦莊米一萬石”，“修築城池”；又把禦莊“華亭奉宸莊”，“隸外廷助軍餉”。[17]皇帝之外，後妃們也各自在外地占田。因而宋朝皇室不僅是最大的食利者，而且也是經濟上最大的土地占有者，並為後來的帝王開了直接占有土地的先例。
品官形勢之家的官戶也在城市居民中占據重要地位。在京城和一般城市中除居住著現任官吏、駐軍之外，也有不少官戶定居下來。官戶“謂品官，其亡歿者有蔭同”[18]，“諸稱品官之家者，謂品官父、祖、子、孫及與同居者”[19]。這僅是一個原則性規定，而宋朝有九品官，每品又有正、從兩等，這就是品官，而某個官僚死去，其子孫即可以按蔭補製度當無品小官。宋神宗元豐時規定：“惟因軍功、捕盜或選人換授至升朝官，方許作官戶。”[20]把一些無品的小官排除在官戶係統外，但至徽宗朝，在昏暗的政治形勢下，“員既濫冗，名且紊雜”[21]，一些吏職出身入仕或進納並雜流之類也往往改換出身，擠進了官戶的行列，到南宋時官戶的實際成分仍十分複雜。總體上看，宋朝官戶約占總戶數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某些時期甚至達到千分之三。[22]聚集在城市的品官之家特別多，如富弼、司馬光等在熙豐變法之際，都退居洛陽（今河南洛陽）；王安石在二次罷相之後，寄居江寧府（今江蘇南京），他的後代便在此落戶，他們在江寧府上元、宣城、蕪湖都擁有大量田產。在風光明媚、土地肥沃的蘇杭一帶，士大夫求田問舍並在此落戶的更多，“時人盡說吳中好，勸我蘇常買薄田”[23]，成為當時品官形勢之家的理想追求。他們居住於城市，在俸祿、蔭補、減免稅役等方麵擁有特權，加之違法的搜刮，通過接受賄賂、隱產逃稅、經商、放貸等手段牟取暴利，從而成為城市諸階級中最具經濟力量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