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宋朝儒學的複興相應，經濟發達、文化繁榮之下，通過科舉製進入到官僚體係之中的士大夫群體迅速崛起。這一群體受儒家文化傳統的熏陶，兼具崇高的道德追求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致力於通經致用，實現“內聖外王”的政治理想，甚至寫下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2]的名言。
在建構和鞏固宋朝的政治實踐中，士大夫們總結了晚唐五代以來的曆史教訓，表達對堯舜三代的仰慕，提出了“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3]如“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激烈排斥佛老，極力主張恢複“先王之法，三代之製”的儒家聖王之道。又如，李覯雖然隻是一個處於社會下層的士大夫，一生在為衣食奔忙，但他從來“以康國濟民”作為他的著書立說的目的，建構了一個以《周禮》所載模式為主的改革藍圖，更在慶曆改革之際，寫信給變法的領導者範仲淹，表達對改革的支持。
在宋朝士大夫的心目中，“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4]，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慶曆改革的代表人物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正與這種天下觀直接相關。以“天下”為胸懷的宋朝士大夫群體，坦**地參與到治理國家的政務決策之中，發揮著製約君主權力的積極作用。北宋熙寧（1068—1077）年間，宋神宗與宰輔大臣們就改革問題多次進行當麵討論，樞密使文彥博提出了“與士大夫治天下”的說法。這一說法可謂是最高當政者與士大夫們的共識。所謂“共治天下”而不“共天下”，就在於強調君臣對國家政務的共同治理而非天下利益及國家權力的分享。正是在“共治天下”的政治原則之下，士大夫群體得以高揚複興儒學的旗幟，由經術文章轉而投身政治實踐，以期實現經世致用的儒家治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