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複（992—1057），字明複，晉州平陽（今山西臨汾）人，曾客居泰山講學多年，學者稱其為“泰山先生”。孫複在經學上的重要貢獻，是他的《春秋尊王發微》。
孫複以“《春秋》以道名分”為宗旨，並在此基礎上進行闡發，從對周王的尊崇以表示作者著書立說的意旨之所在，對“尊王”學說大加發揮。他開篇便說“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無王而作也，非為隱公而作也”[5]。宋繼五代十國而立國，故初期加強中央集權與皇權成為鞏固政權的重要舉措，而孫複以“尊王”為著書之宗旨，這無疑暗合了宋朝統治學專製主義集權的需要。同時，孫複的春秋學也體現了宋學形成時期“不惑傳注”、以己意解經的時代特色。如他認為，如果學者治《春秋》經時，專守左氏、公羊、穀梁等三家傳說，或杜預、何休、範寧等人的解釋，那麽必然不能窮盡《春秋》經的意旨。[6]因此他在著作《春秋尊王發微》時，不惑傳注，不為曲說，真切簡易，被認為“得經之意為多”[7]。
慶曆二年（1042），範仲淹、富弼推薦孫複的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孫複在太學任教，程頤曾描述孫複講《春秋》學時，“從者盛多，講堂上容不下，立聽戶外者甚眾，當時《春秋》之學為之一盛”[8]。除春秋學外，孫複也極力排斥佛、道，捍衛儒學的正統地位。孫複針對佛、老盛行的社會現實，極力倡導《道統》，意在複興儒學。他在泰山講學時的居所曰“信道堂”，表示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捍衛孔子之道。麵對佛、老對儒學的衝擊，他奮起而作《儒辱》，號召人們對佛道鳴鼓而攻之，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兗州奉符（今山東泰安東南）人。嚐講學徂徠山下，學者稱徂徠先生。仁宗天聖二年（1024）進士，曆任鄆州、南京推官，並代父石丙至嘉州軍事判官。景祐二年（1035），在京東路奉符創建泰山書院，並敦請孫複主持書院教學，對當時的學術產生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