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宋後，科舉製度發生了很大變化。兩宋科舉之製在沿襲唐製的基礎上多有改革，無論考試方式還是科考內容，都較唐朝有所發展，變得更為完備。宋朝取士的科目依然是以進士為重，但考試內容有了很大變化，由重視詩文轉變為以經義為主。考試規則上也與唐朝不同，宋朝科舉自淳化年間（990—994）就實行了“糊名”之製，大中祥符八年（1015）又“置謄錄院，令封印官封試卷付之”[25]。“糊名”是將考生姓名遮擋，以避免考生與考官間的裙帶關係，“謄錄”則是另派抄書手將試卷用正楷抄錄，使考官無法辨認考生筆跡，這些都是保證公正閱卷的手段。以上種種製度，都促使考試方式更為標準化，舞弊行為也大大減少。
宋朝科舉大興與其文教之盛有密切關係，宋太祖以武力興國，立國後即深以武官勢力過重為患，“以文治國”成為宋朝的一朝家法。史載建隆元年（960），趙匡胤稱帝之初，即“視學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讚書於孔、顏座端”，重新樹立了儒學的正統地位，重文輕武，“盡令武臣讀書，知為治之道”[26]，扭轉了五代以來“幹戈興，學校廢”的局麵，在全社會製造了濃鬱的讀書之風，優待文人也成為宋朝“祖宗家法”。唐朝對參與科舉之人的身份還多有限製，這種限製在宋朝也有了很大的改變。宋太宗曾親下詔書，稱：“國家開貢舉之門，廣搜羅之路，采其鄉曲之譽，登於俊造之科……應舉人今後並須取本貫文解，不得偽書鄉貫。發解州府，子細辨認，如不是本貫及工商雜類，身有風疾、患眼目、曾遭刑責之人，並不在解送之限。如違，發解官當行朝典，本犯人連保人並當駁放。如工商雜類人內有奇才異行、卓然不群者，亦許解送。或舉人內有鄉裏是聲教未通之地，許於開封府、河南府寄應。”[27]工商雜類在唐朝是禁止參與科舉的，宋朝沿襲了唐朝製度，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頗有人“不於本貫取解，多是隨處薦名，行止莫知，真虛罔辨”，針對這種情況，宋太宗並非一味禁止，而是在強調了法令仍存之後留下了一個變通——“如工商雜類人內有奇才異行、卓然不群者，亦許解送”，甚至允許一些出身偏僻地區不能由本鄉發解的士人，可以直接至都城應考。通過這封詔書，宋太宗明確表達了他對人才的態度，以及對科舉的重視。宋朝的取士數量也遠超唐朝，宋朝開科取士以三年為限，兩宋300年共開科118次，取士人數超過2萬人，宋徽宗一朝取士最多，最多一次達600人，不僅遠超唐朝，即使後代也難以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