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以後，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在傳入西方近代知識和理念的同時，也把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介紹到西方。中國的哲學、文學、曆史等社會科學知識，以及造紙、印刷、農藝、飼養、醫學、藥物、數學、天文、造船、建築，乃至諸工百藝都引起了西方傳教士濃厚的興趣，他們不遺餘力地翻譯、評介這些體現了中華幾千年文明的精華，以滋補處於起步階段的西方近代社會。
萬曆二十六年，利瑪竇把中國儒家經典“四書”譯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天啟六年（1626），比利時耶穌會士金尼閣又將儒家經典“五經”譯成拉丁文，在杭州刊行。翻譯儒家經典的熱潮，一直持續到清朝初年。以法國狄德羅為代表的百科全書派學者，大都熱心研究中國的曆史和文化，將中國儒家的自然觀、道德觀和政治理想作為無神論或自然神論的有力武器，用以批判歐洲基督教的神權統治和君主專製，並通過對中國思想和政治的讚美，表達他們追求具有崇高理性、合乎道德、寬容而有節度的政治製度的理想目標。
中國的瓷器、絲綢、刺繡、壁紙、折扇和繪畫、園林藝術傳入歐洲以後，產生巨大影響。在17、18世紀的法國，“中國風格”、“中國趣味”曾盛行一時。近現代以來，在中國到歐洲的海上船隻上，又發現了多批這類青花瓷器。青花瓷對近代以來歐洲人的審美觀和藝術品味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在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中，中西兩大文化體係之間蘊含的某些共性及其相互交流的互補，是這一時期顯著的特點。就實際效果來看，歐洲從中受益的程度遠在中國之上，在歐洲近代化過程中，啟蒙思想家以耶穌會士為媒介，“在東方發現了一個新的精神和物質的世界”。18世紀中葉以後，深受中國思想文化影響的重農學派魁奈等人，仍然活躍於法國的政治舞台。1789年，從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中著名的《人權宣言》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中國孔子思想的影響。中國的“四大發明”在14世紀傳入歐洲後，為歐洲從中世紀向近代社會過渡的曆史變革提供了建立新文明的物質條件，對現代世界的形成起著重大的促進作用。